2019年3月
《过春天》是一部平均水准以上的青春片。电子乐、镜面和手持镜头建构了它的影像特质，单非少女和水货客的故事又填充了华语青春片中难得的社会性。但作为一部讨论到深港身份与边界的电影，它的视角也是暧昧的，它可以不止于此。
在接受采访时，导演白雪反复强调，自己不愿意在电影里谈论政治。「我觉得我的电影没有办法去谈论政治，也没有办法去谈论这些时局、社会现象」，「我不太愿意去触碰这些东西……不想聊政治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尊重导演的谨慎，但也必须看到，电影主动规避这些「不想触碰」的元素之后，所呈现的尴尬与割裂。
iPhone 6发售的那个冬天，香港的街头并不是电影里那样空空荡荡。任何一间中学的教室里，也不会和佩佩和阿Jo的那间一样岁月静好。在北区扫货走水的人们，不会没有遭受过路人的白眼甚至恶语相向。飞鹅山顶横挂的那张黄色横幅，在电影里也消失不见。
这些不可说的社会背景，是导演口中的政治与时局，要想呈现在银幕上，就必须去触碰审查的红线。电影不只是一个人的成果，而是一群人经年累月的付出，选择性失明不是不可接受。
然而，尴尬之处在于，这些两地制度的正面相撞，和一边想模糊边界另一边却不得不守护边界的致命分歧，正是这个故事出现的原因。单非少女与水货客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的产物，可以不只是青春片的独特符号。
割裂掉这些，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悬浮着的香港想象。导演选择的视角，和漂浮在香港的其中一部分人何其相似。
他们有两地的生活经历，对身份和边界有思考，甚至可能有过挣扎与纠结。可以说他们了解香港，对此地的过去与未来有一些了解，却很少共情。他们选择呈现的香港，是被净化过的，去政治化的香港。建基于此的香港想象，是悬浮的。
所以电影里的香港，是真实的，但它不是贴地的。它仍然选择了一些刻板的符号：古惑仔般的水货客和向上流动的渴望，飞鹅山上的呼喊和车窗外的霓虹。
可是身份认同的挣扎不应仅仅起于地理上的两地往返，应有更多更复杂的面向。作为单非少女的佩佩，没有和她的香港同龄人们有过深层的冲突和摩擦，只有已经模糊掉的身份与边界。水货客经历之后的佩佩，甚至又回到了周而复始的岁月静好。这段青春留给她的烙印如果是新的成长，为何观众又感受不到？
影片最后，佩佩带妈妈登上飞鹅山顶，妈妈感叹「这就是香港啊。」导演说，她很喜欢字幕上这句台词的英文翻译“This is Hong Kong for me.”影片的取向在这里变得明朗。它依然是一种俯视的视角，在问题核心之外，暧昧地寻找关于身份的新的可能性。这是来自边界以北的烙印，影片摆脱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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