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唐：
展信佳。
距离上次写信给你，又是一个四季的轮回。上次的信中写，我不愿再去北京了，那种所谓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我也不想去体验了。可如今，经历了这兵荒马乱的半年之后，我还是收拾了行囊，来到了秋风萧索的北京。
你曾说，越是没有选择的时刻，越是应该笃定一些，转机或许在下一秒就会到来。可是这半年，我没有一天不在慌张。最后我慌忙地离开了，不久后，我还会慌忙地回来。你清楚这种状态的由来，会理解我的选择，但我已经不确定了，不确定你的理解是否意味着认可。
上周我去看《江湖儿女》。这是一个关于秩序感的故事。外界的江湖、时代的秩序崩塌之后，赵涛饰演的巧巧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秩序。守着这份秩序感，她把自己活成了江湖。
从这个角度上讲，巧巧是个极其幸运的人——即便经历了对廖凡饰演的斌斌那错付的爱情，也无损这份旁人无法习得的幸运。更何况，在新疆遇到飞碟的那个夜晚，她体验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启般的时刻。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天启般的时刻，甚至至今都在疑惑：秩序感究竟是获得的，还是要建立的？
在香港的时候，一位朋友说，我们是一群「活在飞地上的人」。依着我们认可的价值和所做的努力，我们在香港描起了一个泡泡。泡泡随风飘着，我们活在里面，无法真正地融入，也无法真正地离开；创造了这个泡泡的想法和努力，很难称之为秩序感。
而关于「我们这种人」，我想有两件事是确定的：我们注定漂泊；我们对时代快速崩坏的感知，比起其他人要更为敏锐和切肤。
我也说不清楚，这两者之间谁是因谁是果，抑或是它们本来就互为因果。
我在北京和新认识的朋友聊天，她说起自己大学时的种种社会参与，通过不同的NGO，去亲近和感知这片土地。她不过比我年长三岁而已，三年之间，这些宝贵的机会，已经被绞杀殆尽了。那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如今纷纷成了晦暗的敏感词。
这还不是我全部的遗憾。2014年我大一入学，在还没来得及认识我即将委身于斯的岛屿时，我已经错过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民主运动，也错失了一次绝佳的公共参与体验。后来的四年，我所亲历的种种改变，无一不是这场运动的遗产。我所敬重的师友们，无一不被这场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的实践，也有很多发轫于此。
这已经成为我短暂的经历中长久的遗憾。我们不过都是那场运动的遗民罢了，我之后能做的，无非是通过亲历者的记录和自己对香港的了解，尽可能地勾勒出运动的面貌，并以此为脉络，追溯更多更遥远的瞬间。
十一假期，我又回了香港，和她去听my little airport的音乐会。唱到新歌《阿姆斯特丹夜机》，林阿P说起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去年7月14日，又有四位民选议员被DQ，当时阿P、Nicole和一班朋友，正准备登机前往阿姆斯特丹游玩。要短暂离开香港的时刻，他们看到了这则令人绝望的新闻，心中翻腾起一阵难以言明的悲伤。四年前，阿P曾在歌里写：「而我也是为这下一代人，我也无愧于心。」今天，他写的是：「我已经有爱人，香港无我嘅事。」
我不难理解许多香港的朋友忧郁的来源。鸡蛋砸向高墙之后，高墙没有被一丝一毫地撼动，甚至更为坚硬和广大，仰起头来，一眼望不到边际。越来越多的同路人被清算，越来越多的担忧变成现实。他们目睹着自己故土迅速走向不可逆的崩坏，却什么也不能做。
我也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这种人」的秩序感，为何会成为游离于种种其他品质之外的奢侈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个体所做的诸多努力，越来越难以看到正向的反馈。更是因为我们置身于无法研判出未来还会有多糟的历史现场。当从小接受的教育中的秩序走向荒谬，我们期待着一丝一毫的松动时，旧秩序崩坏的速度又在瞬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我们希求外界的新秩序感建立起来之后、可以慢慢荫蔽个体的时刻，一些本就岌岌可危的东西，又轰然倒塌了。
年初某次将影响我们一整代人的倒退发生之后，一位曾给我很大鼓励的前辈，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我后来在心里念叨了很多遍：
「一直努力做有想象力的、漂亮的、专业的事，无非是为了，有一天面对肆虐的权力，会愤怒但不会虚无；站在付出牺牲的人面前，会伤心但不会愧疚；在荒谬成为日常时，仍然可以镇定而且坦坦荡荡。意义感不会消失，因为不曾、也不能停止努力。」
我现在知道的是，我想要的秩序感其实大抵如此。它从意义感幻化而来，并超脱意义感和获得感之外。不是寄望于外界的秩序作用于个体，而是希求个体的努力带来持久的、有益的反馈。
外面的风刮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起风之后，要如何才能努力生存呢？我能找到自己的秩序感，然后用它去抵抗虚无吗？这样算是在努力生存吗？
我能冀望的，只有让不至堕入虚无罢了。愿你安好，希望有你的祝福。
你的朋友
2018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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