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唐：
展信佳。
荣枯转眼，距离去年夏天的相见，已过去不少日夜。那次我们曾聊起，有一个彻骨的冬天在等着我们，但推杯换盏间，我竟感到些许乐观与从容。今夜，北京的寒风恐怕依然凌烈，我知道，对你和很多朋友来说，那个彻骨的冬天已经到来。即使是在这个刚刚泛起凉意的南国城市，我也隐约能望见前方冒出海面的冰山。
但今天我写信给你，不是想继续我们关于寒冬的倾谈，只是想告诉你我的一个决定：我要告别北京了。
或许其他人会惊讶，我从未曾生活在北京，谈何告别呢？但我知道，你不会。
你大概会很快想起我曾分享给你的一段话，来自查建英的《中国波普》。在第一章《广场之后》中，她是这样描写90年代初的京城的：
有时候，北京好比一种皮肤病，使得我奇痒难当，彷佛受制于某种千回百转、莫名其妙的激情，心绪变得极其苦涩，极其脆弱，动辄大起大落。每当我在北京停留的时日超过了几个星期，这城市就会让我忍无可忍，因为那样的奇疗愈演愈烈，最终使我血流不止。我会坐上情绪的过山车，对人对事反应过激，这一来，为了找回顺畅的呼吸，找回我的平衡和理性，我只能落荒而逃。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异常奇妙。二十多年前的叙述，竟与此时此刻我对北京的情绪，有着如此多的勾连。
你或许已能猜到一二，而更多更复杂的思绪，就让我一点点讲给你听。
三年前，关于去哪里、读什么，我们都做了个决定。在当时，这决定显得自然而贴切，是我们遵照自己内心的选择，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我们告别小城，奔赴京九铁路的两端，去迎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后来的几年，我们像是在遵守一个古老的约定，互相分享了自己见到的所有壮怀激烈。你见证了我越来越窄的前路，我也见证了你希望、幻想的膨胀与破灭。
所以你一定知道，在我大学的第二年，生活的信念曾经摇摇欲坠。但那段黑色的日子，给了我更多契机去思考。那之后，我不仅对自己的所做、所学有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可能生活有了模糊的印象。你一定记得，那时我笃定地跟你说：我不愿再偏安于这个湿润的小岛，我一定要去北京待一段时间，半年也好两年也罢，去这个唯一可能的地方，见证时代所有的面貌。
你提醒我北京的这些那些不堪——糟糕的空气、没有远见的规划、大而无当的广场和春天的杨絮。还有那些我早已知晓的，你在这里做事时遇到的所有委屈、规限和愤怒。
我说，这些我全都知道，但我还是想去。北京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那里做一名记录者，或许艰难，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个国度最出色的人在那里，最好的故事在那里，最光鲜的霓虹和最污浊的角落都在那里。你没有再劝阻，因为这和你看到的我是一致的——总是向往矛盾，向往与制度的搏击。
但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不愿再去北京了。因为这个时代不会给我们机会去记录和见证了。而且北京太冷了，我承受不住。北京太大了，我容易迷失。北京又太小了，我转身就会撞到坚硬的墙壁。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正忙着拍一门课的期末功课。我来了今年引起热议的深圳三和，这里有一群「三和大神」，没有稳定职业，做着日结的临时工，挣到钱就去吃喝玩乐，晚上住在网吧或周边的小旅馆，如此循环往复。我本想拍他们的生活状态，却意外遇到一位老乡。老乡也在寻找日结工作，但不是「大神」，是富士康的正式工人，他每次过周末都会到三和来找事情做，做一次可以赚一百来块钱，一个月就是五六百块，他用这些钱贴补家用。他对生活充满期待，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是恍惚觉得，深圳是属于他的。
但北京不一样。北京不属于你，也不会属于我，它不会属于我们所有人。北京容纳着所有人，又排斥着所有人。而你我，终究还是太渺小了。
你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我们去年所谈及的那个寒冬，或许在当时已经到来，及至今日，已是隆冬。你和我一样，都是微博最早期的用户。我猛然想起，上周做另一门课的展示，我在最后谈及了那个许多人相信「围观，改变中国」的年份。那之后，我在Tumblr上写下了两段话，最近科学上网越来越困难，你若还没看到，我在这里一并分享给你：
做一门课的pre，讲cyber-utopianism和cyber-dystopianism。到最后我总结，说说互联网发展至今，实际上已经证明了乌托邦论的破产。老师不同意，说她是达观主义者，她说中国互联网有过短暂的开放年代，那时肉食者们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可以带来多大的行动力量。她觉得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但体制的反噬是滞后的。而我仍然固执，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今天，自由世界的观察者和行动者们都在声讨Facebook，争执算法带来的区隔。但这些讨论并不是普世的，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这些讨论连前提都不存在。在非洲，互联网依然没有成为基础设施；在另外一个隔绝于国际互联网外的国家，利维坦正随着网络一起进化，早已成长为可怕的庞然巨兽。而无惧外界质疑的扎克伯格先生，重雾霾天在天安门前跑步，案头常年摆着论治国理政。这些曾经承担着人们乐观期待的寡头公司，早已破坏了万维网诞生之初的构想，如今纷纷选择拥抱威权，或许并不意外。但利维坦和自由世界的寡头们合流，这足以摧毁行动者的最后一丝希望——他们又该流窜到何处？夕岸在两年前的文章中就写道：「开放的年代很短，中国梦却可以很长，时间，并没有站在行动者这边。」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更悲观一些。
我不在北京，无法当面对你讲出这所有，但你明白的，我想告别的，又何止是北京。
对我来说，每次告别都需要隆重的仪式，这次，就让这封信代过吧。在这个冬天，也请你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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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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