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17年9月首发于端传媒，编辑为吴婧。已获端传媒授权转载。
畫廊老闆蔡楚生常跟朋友講一個故事：一個身價過億的大老闆，買了一棟別墅之後，用大芬村臨摹的世界名畫做裝飾。畫很貴，但蔡楚生很不屑：「你不要說你的房子裝修到多豪華，也不用說你有多少錢，你掛這幅畫就把你的形象搞沒了。」
蔡楚生40來歲，曾以畫工身份工作了十年，如今在深圳市大芬村擁有一間畫廊。「商品畫，再高檔也是商品，」這位畫廊老闆堅決道，儘管他畫廊的訂單大多來自國內的酒店、會所和地產商，從他畫廊里走出的商品畫最終會被釘在這些地方的牆壁上。
大芬村位於深圳市布吉街道，這個面積只有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聚集著超過兩萬名畫師和逾千家經營油畫產業的門店。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帶著一批畫工來到這個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創辦了一間油畫工廠。他從香港接訂單，臨摹各種世界名畫。此後數十年間，中國各地的畫工和畫商紛至沓來，大芬村成為國際知名的油畫生產基地和交易中心。至2015年，大芬村交易額超過42億人民幣。
但無論是當地政府還是大芬村的畫工，都表達出迫切的轉型需求。這個長期背負著「中國山寨」包袱的村落，渴望在國際交易低迷、國內消費升級的新語境中，描繪不同以往的發展圖景。但轉型之艱難，或許超出了他們的想象。
蔡楚生的畫廊位於布沙路上，在路邊的奶茶店、休閒會所和酒樓之間有一條小路，繞過畫廊向後走，便是2009年落成的「大芬油畫交易廣場」。在當地政府規劃中，廣場的角色是「原創藝術交易中心」。
但落成三年後，交易廣場仍門可羅雀，2012年，政府不得不再次招商，希望吸引「原創畫廊」入駐，依舊不如願。如今，廣場內部已被教授跆拳道和英語的課外培訓機構佔領，燒烤店和網吧環伺四周。
交易廣場的尷尬處境，顯示出政府規劃與大芬村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是大芬村轉型困境的一個縮影。廣場遠離大芬村核心區，也遠離熙熙攘攘的人流，包括慕名而來的遊客、求畫心切的畫商和尋找靈感的藝術家們。大芬村內的畫廊都不願進駐交易廣場開店，一位畫廊老闆直言：「給我們倒貼錢（我們）也不會去。」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一度令大芬村出口訂單量銳減60%。趕來「救駕」的是大幅增加的國內訂單。彼時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投資計畫，國內建設項目劇增，需要裝飾的牆壁數量隨之井噴，帶動大芬村的年營業額成倍增長。
與此同時，迅速崛起的中產階級推動了國內藝術品消費市場的成長。據歐洲藝術基金會2016年發佈的報告，2015年，中國藝術品消費額達118億美金。從2005年至2015年，儘管期間經歷數次下滑，中國藝術品市場銷售額整體增長了330%。
大芬村無疑從這一趨勢中分到了一杯羹，但這杯羹既不夠多、又不上「檔次」，還有虎視眈眈的力量在爭奪。
因低端油畫生產入行門檻不高，在中國各地散佈著大大小小的「畫工村」，包括和大芬村齊名、同樣發軔于80年代的福建廈門的烏石浦油畫村和福建莆田的油畫產業。事實上，早在2007年，大芬村油畫的年營業額已經被莆田超越。
如今走入大芬村的任一畫廊，問及畫作出自哪裏的畫師，多半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全國各地都有。隨著深圳房租和生活成本的水漲船高，畫師們正在大批離開大芬村，有的去了其他「畫家村」，有的在擁有穩定的訂單來源後索性回家工作，再將自己的作品快遞回大芬村，訂單的所有操作，都在微信上完成。
「內憂外患」纏身的大芬村想要轉型。2016年，大芬村所在的深圳市龍崗區政府發佈《大芬油畫產業基地綜合發展規劃》，要擦亮大芬文化產業品牌，從低端臨摹油畫轉向高端原創，用三至五年的時間將大芬村建設成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區」之一。
中國城市規劃院深圳分院的王婳，曾是大芬南片區更新規劃小組的成員，在她的記憶中，政府、村集體、開發商、規劃師及建築師等各方利益的博弈，貫穿了整個規劃過程。
在政府的宏觀規劃中，大芬南片區應該成為一個油畫產業的服務中心。但對開發商來說，住宅才是「更易變現的產品」，這一思路亦得到了村集體的讚同。矛盾在於，一片高檔住宅林立的區域，其昂貴租金就足以嚇退一眾畫師，何談服務油畫產業？
野心勃勃的大芬村想要走高端原創的路子。在官方宣傳語境里，這樣的定位早就有了成功案例——太陽山藝術中心。
2006年，安徽人陳求之在大芬村買下一塊地皮，建成太陽山藝術中心。和大芬村狹窄街道里赤裸上身作畫的畫工相比，陳求之更符合人們對藝術家的想象：他穿著麻布襯衫，寬鬆長褲，將自己的書法風格命名為「激揚文字」。
太陽山很快成為政客名流到訪大芬村的重要一站，陳求之的作品亦開始入選各類展覽並頻繁亮相媒體。「有些人是為了看我才來大芬村的，」陳求之在太陽山裏接待過陳丹青，也接待過時任中宣部部長的劉雲山。記者採訪時，他剛剛賣出去兩幅字畫，總價40萬。
陳求之此前也是做臨摹油畫起家的，但他拒絕將自己的工作和大芬村的畫工畫上等號。「我們是互相抵觸的，這邊是搞低檔畫的，我們是獨立完成的臨摹複製品。」
大芬村的畫工和畫廊老闆們，卻對陳求之的發跡史諱莫如深。有人拒絕對他做出評價，有人認為他的作品毫無藝術性，也有人繪聲繪色地描述他是如何靠跟政府領導拉關係做到今天這麼大。
太陽山的存在，同大芬村形成了一種格格不入的對比。這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內部裝飾的設計感十足，但走出太陽山的圓形拱門，四周都是村民修建的灰撲撲的民房，畫廊的招牌和電線桿錯雜分佈。
儘管以大芬村成功範例的身份被推廣，陳求之並不覺得自己的成就可以歸因大芬村：「（我）好像跟大芬村沒有一點關係，我在哪裏都會成功的。」問及大芬村是否還能生長出太陽山這樣的藝術中心，他說：「很難，非常難」。
渴望轉型原創的大芬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太陽山在商業上的成功，是否孕育自大芬村的土壤？
1992年，蔡楚生的父親到深圳出差，偶然路過大芬村，他興沖沖地告訴兒子，如果你真的喜歡畫畫，可以去大芬村，既可以畫畫，又可以賺錢。彼時蔡楚生剛高中畢業，他帶著100多塊錢，從三百多公里外的廣東省揭陽市來到大芬村，進了黃江的畫廠。他很快發現，自己喜愛的國畫和書法，在這裏賺不了錢，所有的訂單都是油畫。
黃江的畫廠在一棟農民房裏，一整層樓作為畫室，每位畫工可以分到一塊牆壁來作畫。初來乍到的蔡楚生必須要跟一位老師，老師接下訂單，再分發給學生。蔡楚生的畫畫基礎好，相比其他畫工，他很快熟悉了油畫技巧。
1993年春節過後，蔡楚生離開黃江的畫廠，租下了一個房間，開始自己接單。
九十年代中期，已經有數百名畫工在大芬村聚集。那時畫工收入很好，蔡楚生平均每天可以賺100多元，而電子廠工人的月薪不過5、600元。「當時畫畫是很吃香的，工人們一聽到你是畫畫，就好像感覺你很有錢的樣子。」
蔡楚生常常中午起床，下午兩三點時開始畫，一直到夜裏兩三點。他享受那時的生活狀態：「那時候才20來歲，根本不會考慮存錢，就想著今天晚上幾個人去哪裏玩、吃飯，花到差不多沒錢了又開始畫畫。」
1998年，蔡楚生結婚、生子，養家糊口的壓力陡然加大，他驚覺原來接單畫畫無法養活一家三口。彼時蔡楚生早已厭倦了商品畫：「自己天天像機器人一樣，複製複製不停地複製，你會討厭這種生活。」
蔡楚生想轉型。2002年，他用全部積蓄開了兩間店面，成為畫廊主人。兩年後，幸運的蔡楚生趕上了時代的浪潮。
2004年，深圳召開首屆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大芬村作為唯一一個分會場，上演了千人現場畫同一幅油畫的奇觀，從此名聲大噪。來自世界各地的畫商、遊客、記者蜂擁而至，懷著興奮好奇的眼光打量著這個小小的村落。
這是大芬村命運的一個拐點。2003年，大芬村的年營業額還只有0.8億人民幣，到2005年，這一數字躍升到2.79億。那一年，中國製造了世界上70%的油畫，其中80%來自大芬村。從2006年至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額達到12億元人民幣。
蔡楚生今年四十來歲，四年前將畫廊交給妻子運營，自己則向香港畫家王秋童拜師學藝，專攻水墨畫，計畫在五年內出師，走入藝術品收藏市場，成為受認可的畫家。
蔡楚生趕上了大芬村市場最繁榮的階段，「我04年開的這家，從第一個月開始，就沒有虧過。剛開業就有生意，到現在。」即使是令大芬村訂單銳減的金融危機，也沒能傷筋動骨。他肯定地說：「如果你是08年前在大芬開畫廊的，你還虧本的，那就真不知道怎麼說了。」
文博會之後，無論是此前靠商品畫攢下一些積蓄的畫工，還是外地來的畫商，紛紛選擇開辦自己的畫廊。他們很快把大芬村從單一的油畫生產基地，變成了生產及交易的重鎮。
「以前沒有畫廊，沒有店面，都是畫畫的，」蔡楚生說，「我們不喜歡一樓，要住二樓三樓，一樓衛生不好，蚊子又多。」
更多的畫工湧入了大芬村。他們面臨著和前輩們一樣的命運：從畫商品畫開始，接訂單，大量臨摹。不同之處是，大芬村的租金也和名氣一樣飛漲了。
2012年，廣西人黃阿德來到大芬村，在兩棟民房之間的巷道裏租下了一塊牆壁，用來展示自己的作品，他每天都站在巷裡畫畫，早晚回到附近簡陋的家裡，依然對著牆壁畫畫。
2012年，廣西人黃阿德來到大芬村，在兩棟民房之間的巷道裏租下了一塊牆壁，用來展示自己的作品。他每天都站在巷道里對著牆壁畫畫，希望吸引遊客注意，並拿到更多訂單。
如今，像這樣的墻面畫廊，大芬村有近300家。這些龐雜且草根的生產力，其實與90年代聚集在這裏的畫師們一脈相承，曾是帶動大芬村發展的原動力，但如今卻和大芬村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大芬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認為，這些墻面畫廊在巷道內自搭雨棚、佔道經營，存在安全隱患，今年5月，一些墻面畫廊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
蔡楚生並不喜歡這些墻面畫廊：「感覺有點擾亂市場，因為（他們）費用很低，也把大芬形象拉低了。」
黃阿德對這一說法憤憤不平：「只是他們自私的說法，為什麼畫畫會降低大芬的地位？如果沒有人在這裏畫畫，遊客會來嗎？」
蔡楚生和黃阿德的分歧或許在於，當作為第一代畫工的蔡楚生全情投入到追逐原創、高端的夢想中時，黃阿德這樣的草根畫工則像一根刺一般提醒著蔡楚生——大芬仍是那個臨摹油畫的小村落。
黃阿德覺得政府的定位「好奇怪」，「大芬又不是純粹搞原創的，不是想推動原創就能做起來，你必須有那些畫家過來，有人在這裏收（原創）畫，這樣才能做下去。」
他的看法和王婳不謀而合。「自由的藝術家，是出現原創藝術的先決條件」，北京的798藝術區和宋莊莫不如是。王婳認為，大芬村從一開始就是畫工和畫商的聚集地，商業和市場——從來是大芬村的主旋律。
一個簡單的例子，不少畫工們口中所說的「轉型」，並非轉向原創，而是從臨摹西洋油畫轉向仿制「新中式」油畫，因為國內家裝市場對這類油畫的胃口愈來愈大。
在南片區更新項目的博弈中，王婳也完成了對大芬村的再認知——品牌價值和成熟市場才是大芬村安身立命的根本。她給了大芬村這樣一個定義：「仿藝術區」。
王婳認為，大芬村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建立了一種相對獨立、鏈接全國或全球的服務網絡。比如，在大芬村畫廊出售的畫作，絕大部分都不是在大芬村創作的，而是大芬村根據市場需求向全國採購的。再比如，大芬村發達的畫框、畫材等行業，也是在全國範圍內做生意。
「大芬油畫」這個品牌才是大芬村的核心競爭力。王婳在《大芬：一個仿藝術區的未來》中論述道，未來的大芬村，不應該執著於藝術化轉型，而是利用「大芬油畫」的品牌建成一個多種產業集群的平台。
另一種看法是——臨摹難道就不是藝術麼？
美國記者Bianca Bosker曾出版一本關於中國「山寨」西方建築的專著Original Copies。在書中，她引用了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學家方聞的觀點：「在中國，藝術仿制品並不像西方一樣被賦予黑暗的內涵。」在中國繪畫和書法文化中，一份精妙的副本，同樣可以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也能被當作是技術和文化進步的表現。因此，仿製文化在中國具有容身的土壤，「山寨」在這裏可以獲得比西方更高的容忍度。
「臨摹和複製是不同的，」蔡楚生說，「大芬村出品的商品畫，絕不會把畫家署名也複製上，每幅畫畫出來都不一樣」。
在以大芬村畫工趙小勇為主人公的紀錄片《中國梵高》中，來自湖南的趙小勇從1997年開始臨摹梵高，至今已臨摹了超過10萬幅。2017年，《中國梵高》獲得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外合拍紀錄片獎，趙小勇的畫作從過去的一幅幾百元，上漲到最高1.2萬元。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紀錄片大火後，趙小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要轉型做原創，「大芬村要活下來，畫師們必須走原創之路。這也是這部獲獎電影對這個行業的啟示。」
當大芬村從經濟效益的角度思考轉型的同時，留在這裡的畫工們則要面對更為複雜的抉擇：現實、理想、藝術追求以及作為畫工的職業邊界和狹窄未來。畫自己的畫、靠自己的畫賺錢——依舊是每個畫工最初的夢想和最終的企盼。
四年前，蔡楚生將畫廊交給妻子運營，自己則正式拜師香港畫家王秋童，專攻水墨畫。每週一節課，他計畫在五年內出師，走入藝術品收藏市場。和蔡楚生一起學畫的還有深圳另外三家畫廊老闆，大家都有著相似的經歷和打算。
畫商品畫的間隙，黃阿德也會畫原創畫，儘管目前還沒有畫廊收。偶爾有散客看中黃阿德的原創畫，他也不賣，他覺得那些人還是在用商品畫的邏輯去看自己的原創畫，開價三四百，「那沒必要啊是不是？」黃阿德覺得，自己的原創怎麼也得賣一千多吧。
如今，蔡楚生又回歸了九十年代初畫商品畫時那種蓬勃的狀態：每天在自己的畫室裏，作畫，看書，品茶。他再不用為生計忙碌，有了更多時間回歸「藝術本身」。畫一幅原創的水墨畫和畫一幅大型商品畫，可能都只需要一天的時間，但現在，他會把珍愛的作品掛在牆上，潤色好幾天。畫出來了也不急著去賣，留著等以後有機會送展。
近幾年，大芬村每年都會舉辦「全國（大芬）中青年油畫展」，蔡楚生覺得，油畫展造就了不少參展者，這是大芬村受到藝術界認可的一個好機會。
在他的圈子裏還有很多「老畫工」在做同樣的事，這是他們自己的路徑，也是他們設想中大芬村的路徑。
「成功起碼是有道理的，也要時間積累，」蔡楚生說。
（尊重受訪者意願，黃阿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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