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21年5月发表于《T 风尚志》微信公众号，因遭遇审查，未能刊发于纸刊。
《黄昏之歌》唱完了，灯光还没有暗下来，乙梵在后台有些着急了。
2020年12月5日，北京民族音乐厅，北京酷儿合唱团(Beijing Queer Chorus)的年度音乐会。按照设计，演唱曲目《黄昏之歌》之后，舞台上的灯光会渐渐暗下来。表演《彩虹动物园》的团队，在灯光微亮的时候开始演唱，直到舞台变成一片漆黑，皮影戏小组登台表演。
乙梵是北京酷儿合唱团的成员，也是《彩虹动物园组曲》的创作者之一。这是一套讲解动物界多元性行为的表演组合，旨在向观众科普相关知识。
在后台，乙梵心急如麻。灯光还亮着，表演者们就上了台。乙梵瞥了一眼乐队指挥袁野，看到对方没有停止指挥的意思。先演下去吧，Ta想着。
涡虫、菜粉蝶、长颈鹿。组曲进行到一半，合唱团幕后组的成员上台了，告诉大家，演出需要暂停。
“一瞬间我全部明白了。”乙梵在艺术行业工作，举办的活动或是演出遇到阻碍，实在是稀松平常。
几分钟之前，在乙梵没有看到的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画面：主持人在介绍《彩虹动物园》组曲时，提到了“同性恋”“交配”，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听到之后，立刻起身说：你们在说什么？
他想要阻止演出。但冲上台的路上，有观众绊了他一下。
音乐会现场的空气紧张了起来。合唱团和音乐厅沟通，准备拿掉七首歌中的三首，尽快结束演出。台上，合唱团成员压抑着情绪；台下，观众们不间断地鼓掌。
《彩虹动物园》之后，仿佛每个人的情绪都被点燃了。
合唱团的钢琴伴奏江雨留意到，那天唱《夜空中最亮的星》里的三连音，是合唱团最整齐的一次。男高音部的小卡说，他们唱歌“从来没有那么铿锵、激昂过。”另一位团员刘霄，在唱歌时看到，江雨在给一首曲子伴舞时，几乎是哭着跳完了全程。
在民族音乐厅遇到的阻碍，对北京酷儿合唱团来说并不新鲜。
北京酷儿合唱团，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性少数群体合唱团。合唱团成立于2008年，由LGBTQ人士和对LGBTQ友好的直男直女组成。今年合唱团招新之后，他们已经拥有了超过150名成员。
2018年7月，一位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邀请合唱团一起在798艺术区的一家剧院表演音乐戏剧《卖花生》，作为“性别文化节”的其中一项活动。演出定在周日，但周五晚上， 他们临时接到通知，演出没有报备，不能演了。
得知演出被叫停之后，合唱团的临时管委会紧急开会，讨论如何处理。
刘霄当时“特别激动”。他又气又恼，“那场演出一点激进的东西都没有”。他推测，有关部门叫停，是因为这次“性别文化节”之前的演出里，出现了“全裸、过激”的表演，这才“误伤”了合唱团后面的演出。
他想当即在网络平台发出“停止演出，请大家谅解”的声明。但其他负责人觉得，取消演出的原因或许不是因为酷儿合唱团，“不能把矛盾焦点直接转移到我们团上来。”
最后，他们决定先安抚团员的情绪。
“后天演出暂停，但明天排练继续。”团员们接到了这样的通知。
第二天的排练现场，袁野没多讲什么，只是对团员们说，我们唱歌吧。
他们唱的是As Long I Have Music。这是许多合唱团都会演唱的保留曲目，刘霄曾在不同场合唱过许多遍。但只有这一次，他才切实感受到歌里蕴藏的力量，“在没办法宣泄情绪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好的宣泄。”
唱完歌，刘霄的情绪平复了很多。他们开始跟观众逐个联系，解释、退票。八九个人的善后小组，“疯狂打电话、挨个对账退款。”
其实，合唱团在办活动时，通常已经执行过严格的自我审查，但还是会偶尔出现这样的意外。
刘霄和乙梵都感到，他们需要自己揣测审核者的尺度，因为对方不会直接告诉他们，是哪里出了错。有时，他们也会力不从心。
而出国演出时，他们往往不需要这样压抑自己。
2018年3月，应波特兰男同合唱团邀请，北京酷儿合唱团赴美国演出。这段经历，让参与其中的许多人都印象深刻。
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每当报幕员介绍“这是一支来自中国的合唱团”，现场都会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他们在国内演出时所感受不到的。
刘霄觉得，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朋友们“对东亚的理解不要一样”。
“他们把我们在中国的处境设想成马来西亚，或者乌干达，把我们想象成斗士。但我觉得我们还好。”
但更重要的是，每次出国演出的经历，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参与其中的团员们。
“我们一直说做自己，但这个东西很抽象。”对刘霄来说，美国之行让他见到了“更真实的东西”。
他在波特兰见到了一个性别酷儿。Ta的指派性别是女性，做了性别重置手术，变成了男性的外貌，喜欢的人仍是男性。
放在以前，刘霄会觉得，“这多奇怪呀！”
但看到那个人他才意识到，“一个人的自我生活不拘束的状态是多么可贵。如果只看书本上的定义的话，我感受不到为什么要这样。”
波特兰是一座“蓝”城。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民主党的票仓，居民对少数群体权益的支持度也更高。刘霄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氛围，可以如何滋养一个性少数合唱团。
而在2019年在东京举办的亚洲彩虹合唱节上，团员们发现，日本的氛围似乎更为保守。
在东京演出时，合唱节发放的小册子里，其他团的合照都是高清的照片，只有日本团使用了像素很低、看不清楚人脸的照片。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主办方有意为之。甚至，这支合唱团有两个名字，一个面对同志社群，另一个面对社会公众。
他以此反思北京所带给合唱团的“红利”。“因为我们在北京，所以不管是媒体、社群、支持我们的人还是发声的渠道，我们都是最丰富的。中国已经有十几家LGBTQ合唱团，但没有哪家比我们可见度更高。”
正是因为较高的可见度，合唱团的团员们，在入团前得以通过不同的渠道知晓合唱团的存在。
乙梵曾在美国留学，回到北京之后，一直在艺术行业工作。2017年，Ta通过一位做女权戏剧的朋友，结识了酷儿合唱团的团员若愚。
在艺术行业里，“每个人都很会表达自己”。乙梵想走出这一圈层，看一看性少数群体更广阔的光谱，于是报名加入了。
也有许多人，是希望在社群内部找到同类。2018年加入合唱团时，团员Jessie刚刚经历了一段消耗巨大的感情，她迫切地想在社群内找到新的温暖。
刘霄和Jessie很像，最开始加入合唱团，他是想在LGBTQ群体内，找到一个可以互相取暖的组织。他在网上搜索，先是看到了上海双曲线合唱团。刘霄发信给对方，询问北京是否有分部。对方回复，说你可以试试北京酷儿合唱团。刘霄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生活的城市里，也有一个属于LGBTQ群体的合唱团。
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刘霄没有赶上自我介绍环节。他进入排练厅的时候，指挥已经“冷冰冰”地说：那我们开始排练了。第一堂课下来，他有点受挫。
他对音乐并不陌生，也会看五线谱，但没想到，“合唱团这么专业”。他觉得自己不能落后，“有一种斗志被激发起来的感觉”。
合唱团的专业性，是这十几年里慢慢发展起来的。
指挥袁野加入合唱团是在2009年，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计算机系，大四，天之骄子。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个“典型的理科生”，学竞赛，学奥数，“不是特别擅长跟人打交道”。那年他在论坛上看到了“三棱减一”合唱团招新，就报名加入了。
“三棱减一”意思是三棱镜折射出的七色彩虹减去一道，也即代表LGBTQ平权的六色彩虹。最开始，合唱团像是一家“俱乐部”，十几个男生，一起唱唱歌、吃吃饭、打打游戏，有机会的时候，就跑去北京同志中心唱上几首。
毕业后，顺理成章，袁野去一家游戏公司当了程序员，高薪、稳定。但他觉得游戏是一种“精神鸦片”，没太大意思。
后来，他跑去中国音乐学院读了个硕士，打算往音乐方向转型。又是顺理成章地，他一路读了下去，又考去中央音乐学院读博士，学音乐人工智能，一个新兴学科，和他的老本行密切相关。
现在，他对合唱团的艺术性，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想法：“艺术性是个伪概念，艺术一定是有社会目的的。很难说草原上唱长调的牧羊人比音乐厅的合唱艺术性差。”
他一直在思考，国内的合唱团怎么跟性别平等挂钩，“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目标，就是艺术水平的精进。”
这其实也是北京酷儿合唱团立身之本的问题。
在北京酷儿合唱团内部，一直都有这样的分歧：合唱团是为社群发声更重要，还是音乐本身更重要？
比如，每场音乐会唱12首歌，那么这12首歌里，是否应该选择更多为社群发声的歌曲？还是说，从音乐本身出发，应该唱更多古典音乐？
从合唱团唱出名气到现在，这一讨论一直没有停止，甚至有人因此退团。微信群里，他们也常会就这个问题有大段的交流。
但没有人会否认，合唱团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激起社会对性少数群体处境的关注。
今年3月份，北京一所中专院校的16岁男生，因为自己的性别身份遭到同学霸凌、侵犯。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北京酷儿合唱团在4月份转发了这一新闻，并重发了2020年年度音乐会上，合唱团演唱《玫瑰少年》的视频，在微博上获得了大量转发。
在为社群发声之余，合唱团的原创作品，也大多来自于团员们的生命体验。
2021年春节，北京酷儿合唱团推出了原创音乐剧《郭浩然，我就问你能不能改》。在这段音乐剧里，主人公“郭浩然”因为出柜而和亲人争吵，但最终，他们达成了和解。
创作者之一小卡想到的是，今年的春节和情人节很近，对于性少数人群来讲，压力更大。“普通人被催婚有压力，但对我们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具备和相爱的人结婚的条件。”他觉得，疫情加剧了这种压力。春节本来是许多LGBTQ人士选择出柜的时机，但这两年的疫情，让春节的流动变得艰难，想回家出柜也没有办法。
所有这些现实的压力，最终被艺术化处理成了一部音乐剧。在性少数社群内外，都激起了不少共鸣。
而在合唱团里，已经出柜的团员们，都有着各自的欢欣苦痛。
刘霄是2013年跟妈妈出柜的。那一年他爸爸去世，后来有一天，妈妈开着车，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谈不了女朋友？
那一瞬间，刘霄不想再骗妈妈了。他说你把车停下，我们好好说说。妈妈扭头看了看他，说没事，不用停车，你就说吧。
于是刘霄出柜了。
妈妈沉默了一会，问多久了。刘霄说，从中学开始吧。妈妈的反应是：“你竟然瞒了我这么久？”这让刘霄感到意外。他没想到，妈妈如此平淡地接受了。
出柜之后，刘霄的倾诉欲变多了。过去将近十年压抑下来的情绪，得到了瞬间的释放，他开始活跃于性少数社群中，想努力做点什么。后来加入合唱团，也是这种意愿的延伸。
在刘霄的印象里，2018年，是合唱团的一个重要年份。
这一年，是合唱团的十周年团庆，他们的年度音乐会第一次走进了音乐厅。也是在这一年，他们春天访问了美国，夏天在798遇到了临时叫停。
2018年9月，波特兰男同合唱团回访中国。北京酷儿合唱团接待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出。
在宣传的时候，北京酷儿合唱团对波特兰男同合唱团的背景做了模糊处理，改成了“欢乐男声合唱团”。
一些人觉得是一种退让，但刘霄觉得，“把声音发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在其他的公开演出中，他们也有一些妥协，比如，把LGBT或者性少数人群改为“社群”二字。这样以来，性少数社群或许会会心一笑，但社群外人士可能并不清楚。
有时，在音乐厅的演出，也会有带着孩子、父母的观众入场。刘霄觉得，这反而成了“一种扩大影响的特别好的方式。”小卡也觉得，“改变世界的前提是人能够听到，听到的人越多，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是从2018年开始，合唱团内部的关键职位，都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包括总监、管委会和各声部长。
刘霄形容，这让合唱团变得像一个“乌托邦”。有时，征求民意会让团内决策变得缓慢，但刘霄觉得，“可能步子没有那么大，东一脚西一脚，但这不就是酷儿社群的常态吗？没有车辙子印，怎么知道是前进还是后退呢？这可能也是民主的代价吧。”
现在，合唱团开始考虑更多元的演出形式。
2020年之前，合唱团已经在办了八九场音乐会。袁野开始思考，在音乐厅唱阳春白雪，的确是合唱团应该做的，但这“不够酷儿”。要变得更“酷儿”，就应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而不是在音乐厅里，“把大家拘谨起来”。
于是，今年的三场演出，合唱团都没有选择音乐厅。今年三月，他们在繁星戏剧村举办了“面包与玫瑰”女性主题音乐会。八月和九月的音乐会，也打算放在类似的场地。
5月1号，他们作为表演嘉宾，参加了“北京之春·电子音乐会”。这天北京迎来了难得的蓝天，微风吹过，在隆福寺文化中心的顶楼，他们第一次唱响了今年主打的原创歌曲《秘密港》。
“如果把面具摘下可以让你感到更自由，我永远都会站在你的身后，昂着头，到天长地久。”
江雨也参加了在隆福寺的演出。她一头短发，戴厚厚的黑框眼镜，身形瘦削，入团后的演出，她没有缺席过。
她是一名直女，入团时是钢琴伴奏，现在还兼任合唱团宣传组的组长。她从事整合营销，平时已经足够忙碌，合唱团的工作占去了她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
以前在奥美工作的时候，合唱团曾经去排练过，所以江雨很早就知道合唱团的存在。
但直到2019年初，她收到初中同学转发的招新通知，想着，不能把钢琴荒废掉，这才报名入团。
很多时候，江雨觉得，自己和直男的沟通，就是在“鸡同鸭讲”，反而是和合唱团的团员沟通时“融洽很多”。
在江雨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还很局限。曾经有朋友，听说江雨在一个酷儿合唱团当钢琴伴奏之后，问她：“你们那个儿童合唱团里，孩子们都怎么样？”
另一些朋友关心的则是，“你是不是哪天会被掰弯？”
江雨对性少数群体持包容的态度，但加入合唱团之前，她并不能完全理解LGBTQ，了解仅限于身边性别特征不那么明显的男生或女生。她甚至曾经觉得，同性恋人士，“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变故，导致他们要变得强大，去cover妈妈或爸爸中的某一方。”
加入合唱团之后，她开始关注更多性别议题的知识、新闻，才渐渐知道，有些人，生来如此。
她去相亲，对直男的要求就是，“能交流、认同我在合唱团”。而现实情况是，在相亲里，每当她提及，自己在一个LGBTQ合唱团里做钢琴伴奏时，男方的反应都是：“你为什么加入？”“你会被掰弯吗？”
江雨有时候觉得，相亲总是没成，是因为自己朋友圈里分享太多性别相关的内容，让相亲对象们觉得她的取向摇摆不定。
在社会上，LGBTQ人群是少数群体，而在北京酷儿合唱团内部，像江雨这样的直女变成了少数群体。
但LGBTQ中的“T”，即跨性别者，才是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
社群发展组的裘德是一名跨性别男生，他的指派性别是女性，但从小，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男生。大学时参加歌唱比赛，他在台上，总能听到台下观众对他外貌的议论。
刚加入合唱团时，裘德也会感到“撕裂”和“窘迫”。他很少提及自己真实的性别身份，因此被安排在了女中声部。
入团之后，裘德第一次受到触动，是2019年的年度音乐会。这是他第一次，不需要根据传统的二元性别选择服饰，而是随自己的所愿。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莫大的鼓舞。现在，他也循着自己的意愿，加入了男低声部。
现在的裘德，负责代表北京酷儿合唱团联络各大同志组织，一同开展活动，推进性别平权。
刘霄则做起了合唱团的微博小编。在2018年的激烈之后，面对诸多桎梏，如今他显得平静。
去年年底，民族音乐厅的事情发生之后，团员们依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在旁边的一家餐厅聚餐。
设想中的庆功宴，变得乌云笼罩。有些团员早已泣不成声，“为什么我们要被这样对待？”
刘霄站出来安抚大家：“我们不用过于悲愤，我们想为为同志人群说点什么，总会有不理解的声音。”
他对民族音乐厅的做法表现出理解：“这个场地2018年就知道我们的属性，如果因为我们是性少数，他们完全可以不接我们的演出。他们也是怕担责任。有了之前的交情，我们应该抱着善意。
在那场聚餐的最后，他们切了蛋糕。合影的时候，许多人眼里依然有泪珠回转。
那之后没多久，北京的地下club招待所（ZhaoDai），邀请合唱团在“鸡兔同笼”活动里重新表演《彩虹动物园组曲》
去ZhaoDai之前，江雨担心，ZhaoDai的顾客“都很有性格”，那么合唱团的形式，“能不能满足他们的兴趣呢？”
小卡也有类似的顾虑。像团里不少人一样，他也是个夜行动物，对ZhaoDai并不陌生。那个位于地下一层的狭小舞池，是不是适合合唱的形式呢？
结果，他们挤在ZhaoDai狭小的舞池里，完整表演了那首命运多舛的《彩虹动物园》。观众看得很认真，笑点也都有反馈。
团员们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演唱结束，许多人留了下来，就着DJ的节奏，和那些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们一起蹦迪。
刺耳的音乐声在耳边回旋，但对很多团员来说，那是他们2021年最舒缓和安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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