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T Magazine中文版撰稿。编辑为李森。
2023 年 1 ⽉ 10 ⽇，在北京东北郊的⼀个创意园区⾥，⼀场封⾯拍摄正在进⾏。
⼀位戴着粉⾊猪头毛线帽的短发⼥⼠，站在巨型反光伞后，只露出脑袋和帽⼦上的两只耳朵。在她前⽅，两位男⼠⾐着各异，被直闪光照亮。⼀旁还有摇臂⻋、滑轨、小型升降机、C 型架、移动伸缩梯、钨丝灯、电箱、背景纸......只需⼀句简短的指令，有眼⼒的助⼿和场务就能让这些器材出现在合适的位置。
他们熟悉这样的场景，但此前从未被视作封⾯⼈选。他们本是站在取景器后的⼈。
这⼀次，取景器在⼀位看上去和时尚不沾边的中年男⼈⼿⾥。他趿拉着⼀双酒店的⼀次性拖鞋，在影棚内快步走着，不时能看到他翠绿⾊的棉袜⼀闪而过。他挂在脖⼦上的两部⼿机摇摇晃晃，总让⼈担⼼它们会坠下来。他⽤带有四川口⾳的普通话，和拍摄对象沟通姿态、表情和情绪，语⽓听起来兴奋而急促。
偌⼤的影棚俨然成了⼀个乐园。10⽇和11⽇，接连两天，这位理着圆⼨的摄影师，领着他镜头前的⼈，摆出嬉⽪的、天⻢⾏空的，看起来古怪却在某种程度⸺创作的程度，玩耍的程度，故意的程度⸺上合理的姿势。有时，他们会走出影棚，站在北京⼲冷的⼾外，寻找更有趣的⻆度。
⼀段拍摄结束之后，那位毛线帽⼥⼠，在场所有摄影师⾥唯⼀的⼥性，走上影棚的2层，接受我的采访。
她是范欣，⼀位成名于⼗⼏年前的时尚摄影师。刚坐下没多久，她就说，她不想被光圈捕捉。
范欣的声⾳很细，说话时偶尔皱起眉头：“我只想站在很后⾯的位置。”“很后⾯”3个字，她重复了3次。
她没怎么聊到这场拍摄。不过1周后，我收到了她发来的微信：“器械的⼯具，虚⽆的阴影，膨胀的摄影师们。我不愿意参与其中，但我也没走了，所以我站在阴影⾥，觉得很恰当。”
而在当天，她很快把问题抛给了我，⼀个局外⼈。她问我，不如说说，你是怎么理解时尚⾏业的吧？
此时，我想到的是《纽约时报》2012年的⼀篇报道，标题叫《时尚杂志在中国找到春天》。那篇报道⾥提到，在当年，⼏本主要的时尚杂志，⼴告需求都在暴涨。《时尚 Cosmopolitan》率先更改出版周期，从⽉刊变成半⽉刊，而《世界时装之苑 ELLE》为满⾜⼴告需求，制作了⼀本700多⻚的9⽉刊。
也是那⼀年，赫斯特集团国际部总裁兼⾸席执⾏官 Duncan Edwards 评价中国市场：“我们正经历⼀个美好时期，⼤量⼥性正在脱离贫困，进⼊中产和中产以上阶层。”但在当时，这些出版商也已经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个蓬勃的市场随时会遭遇瓶颈。
时尚摄影的兴衰，⾃然与时尚杂志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以2012年作为中国时尚⾏业进步的起点，那么，站在2023年初，回望中国时尚摄影过去的10年，我们或许更希望得出⼀个关这⼀⾏当的答案：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这⼗年，是⼀个最好的时代吗？
范欣读⼤学时 ⸺ ⼤概是2007年的毕业季，学姐们纷纷把不⽤的东西拿出来甩卖。范欣在这些⼆⼿货⾥，发现了⼀本杂志。现在，她已经忘了杂志的名字，只记得封⾯模特是⼀个男⽣，夜景。她觉得这张照⽚很美，这份⼯作⾃⼰也可以做，于是稀⾥糊涂地⼊了⾏。
“⼊⻔很简单，你会拍，声⾳够⼤就可以了。”范欣说。
1⽉10⽇下午，拍摄现场的⼈们⼀遍遍询问：梅⽼板来了吗？
“梅⽼板”就是梅远贵，现场资历最深的摄影师。许多后来的时尚摄影师，都是看着他的作品成⻓起来的。
而范欣看到的那本杂志，封⾯的拍摄者正是梅远贵。
梅远贵⼊⾏也出于⼀个不⼤不小的机缘。2002年春夏之交，他受邀拍摄了⼀⽚⼚房。这⽚⼚房就是⽇后的798艺术区。后来，这组照⽚⼊选了由⻩锐主编的《Beijing: Reflections on Art, Architecture and Society in China》⼀书。这本厚达416⻚的英⽂专著是独⽴出版机构 Timezone策划的艺术类书籍中的⼀本，记录了798从⽆线电器材⼚转变为艺术家聚集地的历史。
“梅远贵先⽣⽤其镜头忠实地记录了变化之前的⼯⼚情绪与⼯⼈们的⽇常劳动。”书中写道。与他⼀同为这本书创作的摄影师还有刘⼀纬、任曙林。
如今回想，梅远贵认为，⾃⼰之所以能被注意到，也许只是因为“（当时）国内没⼏个⼈能拍，而所有⼈都在找摄影师”。
作为⼀种摄影类型，时尚摄影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巴黎，⼀个名叫 Caroline de Broutelles 的⼈在1892年创办了第⼀本法国时尚杂志《La Mode Pratique》。这本杂志的名称似乎就暗⽰了时尚摄影的属性之⼀，Pratique，实⽤。20 世纪初，时尚杂志开始与精英阶层绑定，成了他们观赏⾼级服饰图像的载体。⼆战后，时尚摄影的中⼼⼀度从巴黎转移⾄纽约。而中国的第⼀本时尚杂志，是创刊于1980年的《时装》。2001 年，中国加⼊世界贸易组织，⼀批本⼟时尚杂志在此前后破⼟而出，这个国家的⼀小部分公⺠，萌发了通过时尚认识世界的冲动，但时尚摄影真正走进中国⼈的视野，还要等到⼏年后。
2003年，属于梅远贵的机会来了。洪晃主办的《世界都市 iLook》杂志开始约他拍摄封⾯。但在当时，时尚摄影是什么，⼈们还在探索，就像在⼀⽚荒⼭上种树。
“纯粹的模仿。”梅远贵这样形容他⼊⾏时整个⾏业的状态。⽐如，意⼤利版《Vogue》流⾏⼤卷发，很快，⼈们就会在中国⻅到类似的造型。没有太多⼈去思考时尚是什么，只能借助“画⾯”，而这些画⾯最直接的来源，就是海外已经成熟的时尚杂志。
2006年左右，梅远贵开始有了⼀些作为创作者的⾃觉。他后来觉得，那也不能算是什么创新，只是他的⼀种有意识的观察，“就像修⾏⼀样，找到⼀种（⾃⼰）不扭曲的⽅式。”
但在这⼀时期，真正引航中国时尚摄影的⼈，叫陈漫。2021年3⽉，学者许知远在陈漫的个⼈摄影作品展开幕当天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在深刻卷⼊全球体系后迅速膨胀，陈漫选择⽤⼀种新的视觉语⾔来处理商业摄影，她镜头下的中国因回避历史沉重感而略显轻盈。”
是的，在以许知远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眼中，时尚摄影是商业导向的，轻盈的，很少涉及叙事性表达 ⸺ 这种判断有它的中肯之处。但回头看，在中国时尚摄影的起步阶段，梅远贵、范欣，以及后续更多加⼊这个⾏业的⼈，⾄少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轻盈的审美时代，来了。它嗷嗷待哺。
很快，我们迎来了中国时尚摄影另⼀个绕不过去的节点：2008年。它是本次拍摄中的多数摄影师⼊⾏的年份，也是历史布下草蛇灰线的⼀年。
这⼀年，25岁的许闯从英国回到了北京。
此前，在诺丁汉特伦特⼤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主修影视制作的许闯由于⼀系列英国城市专题的拍摄，闯⼊了⼏本国内时尚杂志的视野。那时，摄影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他没有想过⾃⼰会以此为业。回到北京后，他接到了⼀次拍摄邀约，拍摄对象是只⽐他⼤⼏个⽉的同龄⼈，男装设计师周翔宇。当天，他⽤的是⼀部尼康D800，因为觉得“⿊⽩看起来有质感”，便⽤相机把照⽚调成了⿊⽩⾊。
编辑看到成⽚，⼤喜，在向其他同⾏介绍许闯时反复强调，这是⼀个从英国回来的摄影师，“懂⿊⽩”。另⼀次拍摄，因为许闯不知何为“⼤图”（指符合杂志印刷条件的⾼分辨率图⽚），交付的成⽚分辨率过小，排版时不得不在⻚⾯留出空⽩，而这，也被解读成了“不仅懂⿊⽩，还懂留⽩”。
不久后，这位编辑劝说在⼴告公司⼯作的许闯，出来做⼀名专业摄影师。他⿎励许闯，你可以。
许闯决定试试。他⼀边模仿，⼀边琢磨，“⼏乎是从零学起”。布光、调⾊，技术层⾯的东西，他边模仿，边琢磨，边优化。到了2011年，《时尚芭莎 Harper's Bazaar》向他抛去了封⾯合作邀约，他的事业进⼊了新篇章。
在1⽉11⽇的采访间，许闯⽤幽默的语⽓复述了这段经历，却也清醒地指出：“那个年代，对不懂⾏的⼈，还是⽐较友善的。”
如果说梅远贵、范欣和许闯的⼊⾏都有巧合的成分，那么于聪则⼤不⼀样。他进⼊时尚摄影⾏业，是⼀种有意的选择。
许闯回国时，于聪还是个喜欢玩胶⽚的⼤学⽣。2009年⼤学毕业后，于聪参加了旅美摄影师沈玮的⼯作坊。他在这时开始思考，如果⾃⼰想以摄影为业，那么最可能的⽅向是什么？他发现了时尚摄影。
也是在这⼀年，于聪来到北京，为⾃⼰的职业⽣涯做准备。他先是在⼀家商业摄影机构就职，⼀年后辞职，然后“⼜晃荡了⼀年”。其间，于聪和⼀批本⼟独⽴时装设计师建⽴了友谊，后者对视觉的诉求和⼯作的态度，以及志同道合的年轻⼈共有的，想要“⾼处⻅”的⼼⽓，滋润了于聪 ⸺ 他正式以时尚摄影师的⾝份敲开了⾏业⼤⻔。
此时，中国时尚杂志的格局已初步形成。杂志的等级序列、封⾯⼈选的标准、奢侈品⼴告的投放规则，以及各种传播动作，都隐隐释放出这样⼀种信号：时尚摄影是⼀⽚修罗场，但它也只是整个杂志体系中，战况最不激烈的⼀⽚的区域。
⼀些如今⽆庸讳⾔的困扰在2011年便有迹可寻。⽐如植⼊ ⸺ 品牌、杂志、被拍摄对象的三⽅期待被转化成摄影师的压⼒；⽐如分裂 ⸺ 个⼈创作与职业作品间的价值互搏；再⽐如单⼀化 ⸺ 时尚摄影对功能性、现代性、⽂学性，甚⾄美学本⾝的挤压。而这，或许才是时尚摄影师们真正的交战对象。
不过，于聪在杀⼊这⽚修罗场时，已经把个⼈创作和职业作品清楚地分开了。在1⽉10⽇的采访现场，于聪语⽓缓慢，总在寻找他认为最合适的措辞。他将摄影分为直觉型和逻辑型两类，时尚摄影显然属于后者，“更准确地说是团队⼀起努⼒的成果，包括造型、发型、化妆、制⽚、美术等等。”于聪清楚，他成⻓在⼀个⼈们渴望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恰好，“从审美到技术再到消费环境的⽀撑，当时的我们逐渐具备了和国际接轨的实⼒。”
和于聪相似的是刘颂。
1 ⽉11⽇下午，拍摄进⼊第⼆天，刘颂被打扮得如同⼀个说唱歌⼿，⾐裤都⼤了⼀圈。他在化妆间聊起了⾃⼰起步时的经历。
刘颂⼤学时主修版画，选修商业摄影。2009年，⼤学毕业⼀年后，他为美国《Surface》杂志（这本在采访中被多位摄影师提及的杂志⼀度推出过中⽂版，根据可查询的记录，中⽂版给⾃⼰的定位是“国内第⼀本美学⽣活杂志”）拍摄了封⾯⼤⽚《China Doll》，造型师是周翔宇。这组作品，成了刘颂的⼊⾏敲⻔砖。
即使是今天，回忆当初，刘颂依然诚惶诚恐。那时，就他观察，⼀个摄影师想迅速获得认可，必须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全然成⻓于国内的摄影师，“除⾮跟了⼀个很好的⽼ 师，否则机会很少。”
不仅如此，⾏业内的⼈，那⼏年也仍在学习国外的拍法。而刘颂很快就发现，西⽅的那⼀套时尚摄影⽅法论，并不适合中国。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如果有摄影师想模仿⼀张⽩⼈模特的⼤⽚，⽤同样的造型、同样的光线，模特换成⻩种⼈，拍出来的质感也将完全不同。
刘颂的这个发现，关系到美的标准在近10年间的遽变。时尚摄影⾏业从不惮于⽣产美，只不过，围绕美的道德拷问，正在吞噬其超然的⼀⾯。美有了性别、国籍、种族之分，美被划分为正确和不正确，美成了政治。深究下来，刘颂口中的“技法”与“对象”间的不匹配，也许还意味着中国⼈在要求世界以新的态度对待⾃⼰，这⽚⼟地的⾃尊⼼和消费实⼒⼀样，极强。
但在时尚摄影师眼⾥，他们创造的画⾯，更多还是在承载美，以及美的商业化。
这种美，即经典。如同对刘颂影响⾄深的摄影师 Bruce Weber的作品，温暖而巧妙，不必刻意讨论过于尖锐的东西。而这种美的商业化，换个词，叫流⾏。
可以说，这种思考纵贯了刘颂的职业⽣涯。范欣评价他，“可能是最爱时尚⾏业的摄影师，他相信时尚⽂化和流⾏⽂化” ⸺ 爱得深了，也就有了升华。
刘颂也承认，他对这份职业的爱有增⽆减，并且可以⾃信地说，“感谢这⼏年来出⾊的中国摄影师的前赴后继，⼤家夺回了⼀些影像上的话语权。”
现在，让我们从⼗⼏年前的语境中抽⾝而出，回到2023年初，北京的拍摄现场。
不⽤再扫描北京健康宝，也⽆须担⼼不同城市防疫政策的差异，这些分别⽣活在北京和上海的摄影师，终于能集体出席⼀场拍摄。
1⽉11⽇，30岁的张家诚掏出了他从上海带来的拍摄道具：⼀只藏蓝⾊芦荟形状的头套。他把头套戴好，站在两根罗⻢柱前，等待摄影师按下快⻔。
这位在场最年轻的摄影师，是过去⼏年间升起的⼀颗新星。
2016年以前，张家诚⼀直认为⾃⼰的照⽚就是“随便拍拍”。他那带有醒⽬个⼈印记的创作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时代，从狭路相逢，到相得益彰，再到如⻥得⽔，只花了不到3年。
《伊周 Femina》是最早启⽤张家诚的时尚杂志。那次的拍摄对象是时尚⾏业各环节的执⾏⼈，包括编辑、造型师，以及⼀批博主，场地是⼀个地下画室。此时，2016 年，中国的时尚⾏业⼜在经历⼀次变化：市场发起了⼀轮淘汰赛，新的宠⼉⼊场，来势汹汹的改写了⾏业规则。这次改写如此之残酷，以⾄于⼤量⼀时⽆法适应或拒绝适应的从业者被请出赛道。适者⽣存的社会达尔⽂主义则⼜⼀次⽣效，有⼈离场，有⼈领跑。
新的宠⼉名叫“流量”。
⼀个歌⼿、⼀位演员、⼀名企业家，甚⾄⼀个普通⼈，当他 / 她获得了流量，就获得了话语权。在张家诚的⾸次杂志拍摄中，“博主”这⼀群体尤为突出。时尚杂志的每⼀张封⾯，甚⾄每⼀组时装⽚，会出现在普通⼈的屏幕上，经受另⼀种维度的评判。当然，流量效应的受益⼈不只是那些台前的⾯孔，时尚摄影师也不例外。
张家诚是其中之⼀，他不否认这⼀点。他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以及⾃⼰⽆意间在这类平台上构建的“⼈设”，总体来说算得上和谐。
⼏年后，⼀批初出茅庐，试图在社交媒体出头的年轻摄影师靠模仿他的美学⻛格如愿以偿，“Leslie（张家诚英⽂名）养活了现在多少⼈，”刘颂说，“虽然他⾃⼰不当回事⼉。”
张家诚觉得⾃⼰确实经历了⼀个好时候。他⻜速成⻓的那⼏年，时尚⾏业相关的市场总是显得很景⽓，也不断有新的表现形式产⽣。但在⼊⾏的第7年，他觉得，⾃⼰越来越像⼀个执⾏者，而⾮创作者。流量与商业的合谋，造就了⼀种⼤部分从业者⽆法反抗的逻辑。不仅时尚摄影师⽆法反抗，主动低头的时尚杂志也不在少数。“⼤家都清楚，都难。”他说。
张家诚的这些感悟，其他⼏位摄影师或多或少也有共鸣。
2012年，中国时尚⾏业起⻜的年份，范欣却选择休息了两年，“就是因为觉得拍累 了。”这⼀年，Louis Vuitton、Dior、Jean Paul Gaultier 和 Hugo Boss 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办秀，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在中国突破了200亿美元。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北京居⺠⽉平均⼯资为5223元，⼀本售价20元的时尚杂价格不菲，但销量普遍坚挺。同时，时尚摄影师成了⼀个受尊敬的职业，他们⽣产的那些具有观赏性和魅惑性的图像，犹如⼀剂关于阶层跃升的强⼼针。而时尚摄影师的作品，⽆疑是这种阶级跃升最直观的宣传单。
“捕捉⽆常是很快乐的，但是我们的⼯作，⽬前为⽌，还是（靠）偷窃⽆常，制造⼀个⼈有魅⼒（的假象），最后这些魅⼒的来源是那些⾐服鞋⼦珠宝。所以你⼲完了发现，这个⽆常也被你毁了。”范欣说。
梅远贵的评价是，时尚摄影“挺虚⽆的”，喜欢它的⼈能找到意义，不喜欢的⼈会觉得浮夸。梅远贵更想讨好⾃⼰。但这似乎⽐讨好别⼈更难。他能做的，就是在⼀张张似曾相识的时装⼤⽚中，努⼒做出⼀些差异性。在影棚2层的化妆间，他掏出⼿机，展⽰了⼀段4分多钟的短⽚，是他⼏年前在拍摄导演陈可⾟的间隙拍的。你看不出任何时尚的痕迹。
那两天，摄影师们还问过同⼀个问题：漫姐怎么没来？
《T》编辑部也向陈漫发出了邀请。但拍摄周期内，她正在新加坡处理公事。同样错过的还有曾⽆，这位独树⼀帜的摄影师在英国向邀约的编辑表达了遗憾之情。按照原定的策划，他们将代表这个⾏业的两种境遇：被动蛰伏和主动保持⼀定距离。
提及陈漫次数最多的摄影师是张家诚。现场，他请求化妆师，化出⼀种被社会毒打的效果。
张家诚对陈漫的遭遇⼼有戚戚。在陈漫被卷⼊⻛波前，他曾遭遇相似的事情。
2021年夏天，因在在⼀张杂志封⾯上使⽤了中国传统⽂化图腾，张家诚被指辱华。后来，他在微博上致歉，承认⾃⼰调研不⾜，请⽹友谅解。
桑塔格对于摄影有⼀段严厉的描述：“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换句话说，⼈们围绕⼀张摄影作品的解读，尽管不是百分之百受信仰和知识的影响，也逃不开⼈本⾝的局限 性。于是，时尚摄影师学会了谨慎。
安全成了⼀根⾏业准绳。不能出错，不能踩红线。但问题是，有时，⼈们并不知道红线在哪⾥。
常识也在变。最近令范欣感到困惑的是，在⼀些拍摄⾥，她被要求把⼀部分镜头对准宏⼤。 “我经常懵。也许我能看到⼀些⼈们⼼理的部分，但是我不会描写太壮⼤的东西，⼤好河⼭（这些），（它们）和那些微小的东西差（太）远了。”
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时尚杂志在与后疫情时代交⼿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找到⼀枚新符号，它既不会冒犯新⼀代⽹络公⺠，⼜能呼应弥漫在整个市场的⺠族情绪。⾃萌芽以 来，中国的时尚杂志⼀直在学习“向外看”，疫情3年，实打实的阻隔倒逼着从业者学会“向内看”⸺ 这⽚⼟地还有那么多故事没有被讲述，你们，准备怎么讲？
去踏访⼤好河⼭，总归是不容易错的。
这是时尚杂志的实际：⽤新的办法，让⼈们继续相信时尚。想跟上这样的节奏，时尚摄影师必须消化这样的转变。
于聪如今是3个孩⼦的⽗亲。他去年下半年花了3个多⽉时间，将过去⼗⼏年的胶⽚全部扫描了⼀次，并慢慢归档。他想把这些作品 ⸺ 他的个⼈创作，整理成⼀本影 集。他想好了⼏个备选的名字，其中之⼀是，《如果我的问题你不想回答》。
“时尚摄影师不能把⾃由创作当成⾃⼰的⽬标。”于聪说。他很快补充了⼀句，“⾄少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其实⼀直有在创作（那些）符合我作为「摄影师」标准的东西。”
许闯也在做⾃⼰的项⽬⸺甚⾄谈不上“项⽬”。他选择的⽅式很简单：⾃拍。在他的小红书账号上，许闯发布了⼤量⾃拍，与他的职业属性全然相悖，怎么“难看”怎么来。他说这就是“在玩⼉”，但显然，他不是在漫⽆⽬的的玩。
“（⼤家）对摄影的第⼀诉求，现在变成了⼀种社交媒体上的⼈设感，很容易⽣产出错觉，这种错觉也已经成了⼤家发图之前必须要给图⽚「上」的⼀层东西 ⸺ 更⽩，⽪肤更细，眼睛更亮，或者是毛发多。”许闯说，“那如果我就不管这些呢？我就反着来呢？”
1977年，Cindy Sherman ⽤⼀张名为《Untitled Film Still#》的明胶银打印⾃拍照，宣告23岁的她决定⽤“扮演”介⼊⼀个固化的、壁垒森严的、单⼀性别观的世界。许闯似乎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相⽐ Sherman 当年想挑衅的那个世界，他⾯对的世界更难被清晰地阐释，也更没有必要被清晰地阐释。
定居上海的张家诚在2022年春天的⼀个想法或许很有参考价值：“已经这样了，还关⼼什么时尚呢？”
1⽉12⽇，我⼜⼀次⻅到了冯⽴。他前⼀晚喝了⼤酒，早晨6点才从三⾥屯回到酒店。
冯⽴就是这场拍摄的掌镜者。这位出⽣于1971年的摄影艺术家，平⽇住在成都，时尚摄影并不是他⼯作的主要内容，但他颇受时尚⾏业的⻘睐。仅举⼀例：在 Louis Vuitton 发起的以城市为线索的全球性摄影丛书“Fashion Eye”中，他是唯⼆受邀的中国摄影艺术家，另⼀位是因“王家卫御⽤摄影师”这⼀⺠间称号而为⼈熟知的夏康永。
过去两天，冯⽴⼏乎没有合眼。他说⾃⼰总在想象拍摄的场景，“⼤脑⼀直在⻜快地转。”
冯⽴本⼈在创作时，很少刻意规划拍摄场景或地点。但考虑到摄影棚是时尚摄影师更熟悉的⼯作环境，冯⽴决定采⽤棚拍。在他的设想中，这次拍摄会是 6 个摄影师在相熟的环境⾥的⼀场⼤派对：“我更像是⼀个旁观者、观察家。其实我想把⾃⼰当成⼀个空⽓⼈，让他们⾃⼰去发挥，⾃⼰去玩。”
“这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冯⽴说，而是“在最低限度⾥，模糊拍摄的时尚属性”。
要飘，要虚⽆，要抽象，要超现实。这是冯⽴的期待。
毕竟，冯⽴对时尚摄影并不陌⽣。他感受到的变化是，如今，⼈们对于时尚的审美“到了⼀个很狭隘的地步。陷⼊了⼀个⽜⻆尖，⼀个怪圈。就是你只能这样拍，所有的创意和技术，都只能往⼀个⽅向走。”
在时尚杂志不断将摄影艺术家吸纳⾄创作团队的今天，冯⽴的“在场”是暧昧的。他基本⻅识过这⼀套体系的话术与规则，但他保持了不被驯服之处：为画⾯保留参差、含混而多义的信息量，不论这些信息量能否被⼴泛理解或接收。信息量，就是⽣命⼒。
采访的最后，我把范欣的问题也抛给了冯⽴：你是怎么理解时尚⾏业的？他没有直接回答。但在采访结束后，他⽤微信发来了⼀张⾃⼰在街头捕捉的画⾯。
在这张照⽚⾥，5个年轻⼈⼀字排开，⾐着朴素，背对着镜头。站在最中间的⼥孩，⽩色外套的背部印着：What Is Fashion。
时尚是什么？由谁来定义？话语权掌握在谁⼿⾥？冯⽴说，这也是他对时尚的提问。
范欣离开拍摄现场的时候，把⾃⼰那顶吊猪头毛线帽送给了冯⽴。她说，想让猪头帽保护⼀下冯⽴的⽆情与天真。
冯⽴也收到了许闯的信息。许闯说，这次拍摄对他来说就像是⼀场“艺术治疗”。在为拍摄筹备的微信群，刘颂向其他⼈推荐了⼀本《25 Years of Arena Homme+ (All Killer No Filler)》，封⾯选⽤了 Davis Sims 的摄影作品。2019年，为庆祝创刊25周年，《Arena Homme+》杂志推出了这本作品集，⽤600⻚的篇幅，精选了50期杂志中关于男装及其延伸⽂化的视觉创作。于聪回复，已经跟单。
⾄于我，⾏⽂⾄此，对于范欣的提问，似乎依然没有答案。但我会想起第⼀天拍摄结束时，梅远贵说的话。他相信，时尚摄影仍然可以反映社会氛围，“这个故事还没有到要书写尽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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