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
前两天看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消失的中文》。文章很短，讲「中文正逐渐丧失承载事实的能力」。不论是学术领域还是媒体报道，英文反而成了更可信的媒介。而「如果非要以中文讨论不能被讨论的话题，反抗的代价远超过个体的承受」。作者写得足够委婉，但讲的是什么，背后症结何在，你我心知肚明。有意思的是，连这样的文章都要写得如此委婉，这本身就是文章表达内容的一个佐证。
如今的言论环境下，一个普遍的困境是，如果一个写作者想要书写快速变动的当下，尽可能多的记录这个时代的侧面，就必须要经历严厉的自我审查过程，否则作品极有可能胎死腹中。而往往，自我审查之后的文章曲笔太多，一下子拔高了读者的阅读门槛，也就与作者写作的初衷相悖。但你我皆知，不论是写作者和研究者，本应思考的问题从不是该不该书写，而是如何恰如其分、不失偏颇地观察和记录。
阅读偏好和写作模式，都是一个人思维方式的映射。长期受限的言论环境和越发严重的信息鸿沟，带给读者的，或许是狭窄的视野和思维模式。而对写作者来说，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旦适应了这种必须执行自我审查否则就要被审查的范式，就难以再回到正常的写作模式中去。而肉身出墙之后，又要面对另一种困境：当你来到了正常的言论环境，把事情用正常的方式写出来，往往意味着，最应该读到它的那部分受众将被隔绝在外。去年邹思聪从端传媒离职之前所写的那篇《深渊者手记》，对此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在笨拙的寓言家与飘零的自由人之间，任何选择都是错误的」。
大二下学期，我还在《大学线》做专业课的功课。第一条题，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中国线，觉得可以写的话题多，下手容易。但做下来之后却发现并非那么回事。
写给香港人看的中国，和写给内地人看的中国，实在千差万别。公共写作，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但内地与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相去甚远的言论环境，都让这种交流变得异常艰难。而那时的我，虽怀着让两地互相理解的雄心，却没有思考清楚我希望读者看到怎样的中国，更没有摆脱内地话语体系的影响。写出来的稿子，内地读者觉得无甚新意，香港读者则云里雾里。我想起曾在传播学理论课上，给同学展示内地的几家报纸是如何打「擦边球」的。我讲2010年诺奖之后南都头版的空凳子，讲2013年初新京报的那篇《南方的粥》，讲得热血澎湃，激动不已，觉得能看懂的人会有一种会心一笑的喜悦，把这种曲笔写作奉为一门艺术。而那篇稿子之后，我的反思是：「與這種膽戰心驚的『會心一笑』相比，一個健康、自由的言論環境才更為重要。」
去年下半年去实习，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一个不大的调查，出了一篇不能署名的稿子，但其后续影响，让我难过了很久。那篇报道出街之后，我的专业课老师很快看到，转发给我，直接就问，这篇就是你写的吧？我说是，她发了很多个赞过来，说做得很好，香港人一直知道报道中所写事情的存在，但无法做深入的调查，现在被你的这篇文章确认了。组里的同事，我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是一篇不错的调查报道，从新闻价值上讲，那篇稿子做到了。
但随着报道的发酵，Facebook上转发越来越多，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香港网络上常见的对大陆人的谩骂。我一直不甚认同的本土派政党，也在其主页转发了报道，将其作为内地人破坏香港的又一个铁证。我当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我为自己做出了一篇有影响力的稿子而高兴，但又在不断地问自己，这篇报道是不是又一次加深了偏见？这是我想写给香港读者看的内地，还是香港读者心中默认的内地形象？这是不是和我新闻写作的初衷相悖？而另一边，报道的长截图被一个大V发上了微博，内地网民的反应，更让我脊背发凉。千余转发和评论中，大多数在质疑报道是编造的，是境外媒体又来抹黑中国了。而很多评论的人，甚至没有完整读完文章。
既然无法做到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的有效沟通，那就算这篇稿子激起了足够的公共讨论，又有何意义？当时我已开始抗拒因内地生的身份而被认为「身处夹缝」，但那篇稿子，着实又一次让我拾起了那种被夹在中间的不舒服的感觉。
那篇稿子对我的震荡还没过去多久，我的交换学期就开始了。
准备去交换之前，我曾在不同朋友面前哀叹，说自己不想离开香港，不想逃离舒适区。当然，被骂了不少次矫情。
可其实，那时的我不愿离开香港，有着十足的原因。当时的心境，与我申请交换时拼了命地想要逃离，已不甚相同。
申请交换是在2015年底，当时，我正度过大学以来最艰难的半年。正式成为一名新闻学生之后，我终于发现新闻学院的训练与我想象中差异巨大。当我开始初探香港社会的肌理，我的既有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更令我感到挫败的是，所有这些，竟然是在我来到香港一年之后才现端倪。这让我时常觉得，自己大学第一年是荒废掉了。
那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逃离。想办法在现时的生活中逃离，也想办法给未来的逃离创造机会。于是我开始对申请交换抱有十二分的热忱。后来申请到的时候，也着实开心了好一阵子。
而一年过后，我已形成了新的舒适区，找到了自己的同温层。我在同温层中以为看到了整个世界，而偶尔踏出来，却发现，自己其实正委身于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也正因此，我不愿经受走出同温层之后海浪的冲击。我也执拗地相信，由于人与生俱来的惰性，所谓「走出舒适区」，不过是走入另一个舒适区的前奏。更何况，于我而言，这个新的舒适区的形成背后，是漫长的自我体认的过程。
我的自我体认，在经历了最早期的所谓「新闻理想」和「真实记录」之后，开始围绕对一个重大问题的求索：作为一个记录者，该如何有效地观察和记录快速变动的当下，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架起桥梁？
大二之后的那一年半，我一直在做出尝试，但也只在小圈子内有小建树。所以可想而知，那篇第一次走向公共讨论的稿子及其影响，对我的冲击有多么巨大。
我曾读李翊云的The Vagrants（《漂泊者》）。李翊云是华人作家，北大毕业，在美国读免疫学博士时肄业，开始专业写作。在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里，她和哈金都算得上代表人物了。她的作品大多以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为大背景，讲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
就李翊云的作品而言，那些个体与国家机器的缠斗，个人命运和历史进程的往复，其实是现在中文作品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而李翊云用英文写出来，就多了另一层意涵。用另一种语言书写自己土地上的种种，这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辅以作者所站立的位置，其作品更像是隔了一层窗纱，作者和读者都站在窗纱外朦胧地观望。有了距离似乎能看得更清晰，但窗纱的存在，又让屋里的一切模糊起来。
在李翊云作品屈指可数的中文评论里，一位读者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一种「疏离的快感」，既是因为李翊云那种疏离的英文写作风格，又是因为用非母语回味故园风雨而带来的距离感。
而交换的整个过程，我也在有意无意地让自己保持疏离的状态，享受这种「疏离的快感」。有面子上的，也有里子上的。
由于时差的存在，我得以从原来的生活模式中抽身，不再每时每刻看住手机，忽略了大多数对时事的讨论。我把注意力放在了更多有趣的事情上：拍照、电影、和朋友无意义的闲逛和交谈。我选了四门课，都只有我一个中国学生。课堂讨论里，我最大限度地跳脱出国族身份的影响，尝试用一些普世的视角去解读问题。
当时，我认为这就是「逃离」了。
可我无法驱散的惰性，让我在完成功课时，总是下意识地寻找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我在性别研究课上写中国的女生节，在拉美研究课上写派驻墨西哥的中国官媒记者。有趣的是，这些因惰性而选择的课题，反而为我开启了另一种视野，让我看到了那片土地之外的一双双冷峻的双眼。新闻的富矿，自然也是学术研究的富矿。
在这样更大的「疏离」之下，我开始审视自己原来的生活。我曾以为自己的生活是一条确定的单行道，高中到现在，总是骄傲于自己可以沿着少年时的想法一直走下去，却没有想过，这种坚持是否依然合适。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思维上的惰性，不愿去思考人生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既然达成理想不止一种路径，我又为何非如此不可呢？选择其他可能性，也并不是逃离的表现。
后来在加州，我又一次翻出了那篇曾在去年六月初震撼过我的安裕周记，那是一篇完全回忆性质的文章，写1987年之后的几年里与安裕相识的中国和香港留学生们。在最后，安裕写：「香港留學生XX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XX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那批人经历了切肤苦痛都没有说逃离，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我，又有何资格说「逃离」呢？「疏离」和「逃离」终究是不同的，疏离的状态不难做到，而选择逃离，则有千钧之重。
那就不要说逃离了。意义感不会被距离消弭，更何况，等待我的现实，其实并不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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