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信和一封回信。
Hi D同学，
我是S。
写信是个好方式，比聊天严肃很多。虽然跟你见过很多次，但还是有很多话都没机会说。我本来以为交流这件事对你来说不是那么必要，但没想到你主动在公众号提出写信，哈哈。
很想和你聊的一件事是，总是听你说，你觉得今年不应该来伦敦，这让你没法了解国内的情况，没法和国人共情。这么看来出国好像是个很大的错误，但在我看来其实你不必这么自责的，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当然了，我这样说也很无力，有点像是改变不了现状时候的自我安慰。
国内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总是有一种侥幸感。眼看着别人的人生都陷入困境，而我还一如既往地有吃有喝。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幸运不是我争取来的，它们只是纯粹的巧合。
但我和你的情况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在感到侥幸的同时也很感恩。因为我哪怕在国内，也不会有机会去一线报道。在家里关禁闭的话，精神状况肯定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连自己的状态都调整不好，又谈什么公共服务社会责任人文关怀？
当时我问国内的朋友，每天在家都做什么，我很好奇隔离是一种什么状态。有的人说很感谢这段时间，他们想明白了接下来的职业目标。有的人说太焦虑了，每天都在读《圣经》。他们都劝我好好珍惜在国外的生活，最好不要经历这样的事。
伦敦的疫情开始后，我也短暂地抱怨过一阵，毕竟生活突然被暂停，谁都会不情愿。现在反而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看电影、写作、反思的阶段。包括期间出现的任何压抑，也都是收获，毕竟压抑也是生产力。
在这期间我想明白了，其实谁躲不过属于自己的那份沉重。这次我逃过一劫，像是命运把我保护了起来，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在精神、知识、经验上都做好准备。但轮到我登场的那一天早晚还是会来，既不需要争取，也不可能逃脱。
看到你在公众号的介绍里写，「历史给了我们见证的位置，我们就有见证的责任。」但我关注这一切的根本动力似乎并非责任，而是我必须要知道我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对自己的生活有太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了，这些问题无一不和“时代”这个抽象的概念相关。这两年想起次数最多的一句话，是崔健说的“只要天安门上那张照片没变，我们就还是同一代人”。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有看清楚“那张照片”的一天。第一次看《颐和园》的时候，只记得那些要强的年轻人在互相伤害，直到后来才慢慢对李缇那句，“你能告诉我，那年夏天我们是怎么回事吗？”感同身受。
对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们逼问了你好几次，让你说一个自己的优点。你最后说，“那就‘不怂’吧”。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对其他人应该也是。这让我觉得，真的存在“不怂”这么一个选项，也有很多人都做到了“不怂”。
前两天又和朋友聊到“这个世界是谁的”。她说她从高中到大学，都沿着要改变命运的路径。她在XX报实习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在用b站，她把那些人都想象成沉溺手机不求上进的人，结果发现世界其实掌握在这些同学手里。他们掌握更多资源，相对较轻的工作焦虑，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沉溺在自己的爱好里开心快乐。她很羡慕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爱好。
但我总觉得不想有这种羡慕。我的好几个小时候的朋友，现在也过上了“不用发愁”、“沉溺爱好”的生活，但我们一起长大，我是眼看着她们因为不敢反抗而只能听从父母安排的。到底谁该羡慕谁呢。
这些话题算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我也说不清。把个人感受上升到公共高度好像有点自作多情，但又没有哪个公共议题不是通过个人经历体现的。
等你回复的时候，挺想了解一下你最近的情况的，比如这次回香港是什么感受，接下来的打算。或者，随便任何你想说的，哈哈。
（另：不用着急回，先忙正事。）
2020/05/08
S
S,
展信佳。
谢谢你的来信，这些文字将我的思绪再次带回了伦敦，回到了那几个属于电影和天马行空的倾谈的夜晚。
对我来说，交流自然是必要的。其实很想和朋友们聊一聊这半年来的改变，遗憾一直没有太多机会。
如你所知，我前些日子从伦敦回到了香港。飞机降落之后，经过诸多程序，我戴上了可以追踪位置的电子手环，在病毒检测结果阴性之后，来到提前订好的酒店，开始了十四天的隔离。接下来，我要认真考虑，无法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硕论要怎么书写了。
坦白来讲，在伦敦的这些日子，黑色的比彩色的多。尤其是去年11月之后，我曾数次行入情绪的幽谷。堪当慰藉的，唯有一个个在BFI Southbank的影厅里度过的日夜。我常常在深夜步出影院，穿过Hungerford Bridge，走去泰晤士河北岸的Embankment地铁站。在桥上走着的时候，身旁是有些呼啸，却不至于凛冽的凉风，和偶尔穿行而过的地铁列车。到了三月份，这样的生活戛然而止。如果有庆幸之处，大概就是纪念费里尼诞辰百年的影展结束在二月，而我刚好没有错过。
去伦敦之前，我曾在公众号发过一段简短的文字（和公众号的绝大部分文章一样，已经被我删掉了），大意是，在错过了去年一整个夏天的现场之后，我的离开就像是一场出逃。下面有读者评论：「距离拉远，或许反而能看得清楚一点」。我的回复是：「其实并不会，要在漩涡中心，才能看清楚漩涡的样子」。
我想，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心心念念，总不满足于仅仅在远离漩涡的地方轻佻地关注。或许与你所提到的是一致的——要知道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我来说，要了解这个时代，深描这个时代，那么在每一个足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的关头，在场感都是异常重要的。
公众号简介里的那句话，来自我很敬重的一位学长，他曾给我很多力量。遗憾的是，我已不能在这里公开说出他的名字。在他的那篇文章里，还有另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值不值得之类的，从来不是真正问题。」
你有句话说得很好：「谁都躲不过属于自己的那份沉重」。今年一月底之后的几周，和很多朋友一样，我陷入了严重的信息焦虑。每天从睁眼到闭眼，屏幕上跳出的每一篇报道，每一条求助的信息，每个攀升的数字，我都要阅读，想要尽可能地记住，生怕下一秒，它们就消失不见。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所能看到的，与疫情刚开始时围城中的人们所遭遇的苦难相比，还是过于微小了。
我也深切地体会到，人的共情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二月下半月之后，当前方不再允许坏消息传来，我也慢慢陷入疲惫。
三月份开始，病毒攻陷全世界之后，这样的感觉也愈发强烈。尤其是，我身在伦敦，却不知道从何种途径关注这里的弱势群体。对这里不堪重负的医护、老人院里的患者和没有条件保持社交距离的无家可归者，我无法投入和对武汉同等的关注。后来我曾和朋友讨论，并把这种感觉归因于内心深处对谁才是"my people"的体认。
但后来我又觉得，似乎不完全是这样的。
早期对武汉的关注，也许是因为，我们曾切实地看到或感到坚硬的结构所带来的疼痛。我们或是自己疼过，或是眼睁睁看着许多人疼过。所以我们懂得这些真实的疼痛。而在另一个社会结构中，我们没有疼过，也就没有疼痛的触感。
这也可以呼应你与那位朋友的讨论。这个世界是谁的？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后浪」？或许就是那些没有疼过，不会感知疼痛，还会疑惑地说「我根本不疼，你不要装疼」的孩子们。当时代的关键词是疼痛时，他们感知不到，也就不值得羡慕。
如果说这半年来的种种可以生发出冀望，那么我唯有渴盼，疼过的人们，请不要忘记。
愿你的生活充实而有力量，为登场的那一天做好准备。向你和朋友们问好，祝你们平安，也祝伦敦平安。
D同学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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