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时尚先生Fine》九月刊。
1972年7月，美国天才棋手鲍比·费舍尔的国际象棋等级分来到世界第一，他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苏联人斯帕斯基的资格。如果挑战成功，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头衔将会易主。当时冷战正白热化，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了64格黑白棋盘上。
比赛分三局进行。第一局，行事古怪的费舍尔使用了稳妥的尼姆佐维奇防御开局，但进入双方势均力敌的残局对战之后，他却因一招险棋输掉了比赛。第二局，费舍尔说媒体的拍摄带来了噪音和光线干扰，因此直接弃赛。第三局，主办方不得不配合费舍尔的要求，换到了无人打扰的安静场地：一个通常摆放着乒乓球桌的小屋子。在这一局中，两人下了19盘棋，费舍尔赢下7场，守平11场，仅输一场。总局分12.5对8.5。就这样，美国人在棋盘上战胜了苏联人，费舍尔成为新的世界冠军。后来，费舍尔成为了美剧《后翼弃兵》的原型人物之一。
五十年前费舍尔和斯帕斯基的这场较量，就是国际象棋历史上著名的“世纪之战”。
2016年5月，在第四次成为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之后两个月，中国棋手侯逸凡给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国际棋联）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她在邮件里说，国际象棋历史中那些最精彩的对决，都是对抗赛的形式，比如费舍尔和斯帕斯基的“世纪之战”。她不明白，为什么女子组的世界冠军赛，会有淘汰赛这样偶然性大的赛制呢？她向国际棋联提出了三个改革方案，并且宣布，自己将退出这一年度的国际棋联女子大奖赛，放弃在第二年维持女子世界冠军头衔的机会。在当时，侯逸凡对媒体说，如果现任女子世界冠军存在“不战而败”失去头衔的可能性，那么她除了拒绝参与之外，别无他法。
那一年，侯逸凡22岁，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在镜头里，她总是留着短发，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看上去总是很沉静，像是在想些什么，不管是在棋盘前还是棋盘后。
2012年，18岁的侯逸凡战胜了《后翼弃兵》的另一个原型人物、匈牙利棋手小波尔加。后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国际象棋手，世界公认。小波尔加长期征战男子组比赛，1989年后保持了25年的世界女子第一。在当时，侯逸凡是20年来唯一击败小波尔加的女棋手。
战胜小波尔加后不久，侯逸凡进入了北大。她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的学生，喜欢看《大棋局》，也选修了解剖学、地质学和日本文化。
在学校外，她是一名国际象棋职业选手，经常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就飞往世界各地参赛。她5岁开始下棋，14岁成为国际象棋特级大师，16岁成为女子世界冠军，也成为国际象棋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世界冠军。18岁，她战胜小波尔加。21岁，她取代小波尔加，排名女子国际象棋世界第一，直到现在。
但现在，28岁的侯逸凡已经不再是一个全职的棋手了。她还没有来到费舍尔挑战斯帕斯基的年纪，却已经有了新身份：深圳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2021年11月，我在深圳南山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侯逸凡时，她穿着深圳大学的T恤，鼻子上依然架着那副厚厚的黑色框架眼镜。刚坐下，她就告诉我，《后翼弃兵》原著小说的中文版快要出版了，她在帮忙做顾问，处理一些国际象棋专业上的问题。或许是由于长期的思维训练，她讲起话来条分缕析，几乎每个问题都要分点作答。
在深圳大学，侯逸凡负责国际象棋队的招生和教学。这些队员通过体育单招进入深大，有不少是因为侯逸凡。有一位男生，2015年就曾经和她在卡塔尔公开赛上对决过。那时男生还只有16岁。现在，这位男生的等级分只比侯逸凡低了十几分。
在教学之外，她已经很少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了。国际象棋的重要赛事大多采取邀请制，如果等级分达到一定标准，就会获邀参加。这两年来，侯逸凡回绝了多数比赛邀请。她现在参加比赛，要么是帮好朋友，要么和国家队有关。比如摩纳哥的一家国际象棋俱乐部，如果请侯逸凡帮忙，她就会参加。比如，她最近入选了杭州亚运会的国际象棋国家队阵容，把自己的比赛注册地变成了杭州。
接下来，侯逸凡还有许多和国际象棋相关的工作要做。她的一位好友也是特级大师，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他对侯逸凡说，现在市面上没有好的国际象棋初步教材，但你一定能写出来一本通俗易懂的。侯逸凡也觉得自己能写出来，不过现在还没有时间。
尽管工作依然和国际象棋密切相关，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至少在最近几年里，侯逸凡不想再去争夺世界冠军了。
对侯逸凡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在2016年发生变化的。在正式向国际棋联抗议之前，她已经忍了六年。2010年她第一次成为女子世界冠军时，就觉得这个赛制不对。那次是64人的淘汰赛，在土耳其，侯逸凡从头到尾下了快一个月，疲累交加。她当时就觉得，自己拿下这个冠军的偶然性很大。
在国际象棋领域，男子水平和女子水平差异巨大。女子的等级分和大奖赛因此被单独划分出来。2007年，侯逸凡获得了女子特级大师的称号，第二年，她才成为特级大师。2015年至今，即使成为了女子世界第一，如果放在男子棋手中，侯逸凡的等级分也只是在100位左右徘徊。
国际象棋界从没有一个明确的男子组比赛，但能够获邀参加顶尖赛事的女性棋手少之又少。侯逸凡是其中一个。不加性别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每两年角逐一次，采用对抗赛形式。中间年份里，国际棋联会举办一次候选人赛，夺冠的选手会在第二年获得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就像当年费舍尔挑战斯帕斯基一样。除非候选人赛冠军挑战成功，否则上一届的冠军将始终保有世界冠军称号。2013年至今，世界冠军一直是挪威人卡尔森。直到今年7月，卡尔森宣布自己将放弃卫冕，因此中国棋手丁立人将在2023年与俄罗斯棋手扬·涅波姆尼亚希对阵，竞争新的世界冠军。
女子世界冠军的产生则是另一套更为复杂的机制。国际棋联设计了两项赛制不同的世界冠军赛，每年都可以产生一位新的世界冠军。
问题就出在这里。中间年份的冠军赛采取淘汰赛制，而不是棋手们更熟悉的对抗赛制。如果一局棋没有下好，可能会直接出局。这样的淘汰赛，即使是上一年的世界冠军也要从头打起，否则将自动丧失冠军称号，而不是像斯帕斯基那样，在中间年份里等待着新人的挑战。
从竞技体育的视角来看，比赛充满偶然和张力，总能有人以弱胜强，是一项运动的魅力所在。但在棋手的眼中，对局是智力的较量，而“世界冠军”是至高的荣誉，实力最强的棋手才配得上这个称号。顶级棋手之间的对抗，偶然因素其实很小，胜负往往只在几步棋之间。如果因为淘汰赛中一次微小的失误而丧失世界冠军资格，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国际象棋的圈子不大，顶尖选手和棋联的官员之间每年能打上很多照面，往往互相认识。侯逸凡从小就在世界各地参赛，一来二去，很容易和国际棋联的工作人员成为朋友。
在2016年之前的几年里，私下场合中，侯逸凡也和国际棋联沟通过许多次，提出改革女子冠军赛制的想法。对方说，好的，我们会考虑。但赛制多年未变。
2016年，侯逸凡快要毕业了，学校里的课业不再繁忙，但她开始思考学校外的事情。接下来要做什么？还要继续下棋吗？我可以为国际象棋再做些什么？为什么男子赛制更有整体性，而女子赛制就没有呢？
改革需要一个节点，侯逸凡决定自己创造一个。于是，她在2016年5月份发出了那封邮件。
2017年，又有很多事发生。侯逸凡参加了一些高水平的男子组比赛。她参加了国王杯，输给了前世界棋王克拉姆尼克，媒体说她“虽败犹荣”。她拿到了瑞士比尔国际象棋节的冠军，是这项赛事第一位女冠军。
年初的直布罗陀公开赛上，侯逸凡觉得自己的签位出了问题。在没有太多女性棋手的比赛里，她被安排先后和6名女棋手对战。这并不利于提高她的等级分。而且，由于等级分领先其他女棋手太多，这些对局对她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她又选择了退赛。
在侯逸凡决定不再竞争女子世界冠军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出国读研究生的打算。她先是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但因为震惊全国的章莹颖失踪案，家人担心她在美国的安全，所以她申请了延迟一年入学。也是在这一年，她申请了罗德奖学金，而且成功了。
这是一份历史悠久的奖学金，2015年进入中国后，每年会有4位中国学生获选，进入牛津大学深造。
在2017年罗德奖学金的介绍中，侯逸凡得到了这样的评价：
侯逸凡正在北京大学攻读国际问题学士学位，曾两次获得学科综评第一。
尽管学术表现优异，让逸凡真正大放异彩的还是课堂外的表现：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性国际象棋手，四次获得世界冠军，两次男女混合赛的世界冠军，打破了棋手 Maia Chiburdanidze 的32年世界纪录后，现为年纪最轻的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
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评价她“在国际象棋事业外，有对社会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愿景。”作为中国文化大使，也是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国际象棋进校园”项目的一员。
她希望能致力于中国残障和困难儿童的教育，同时帮助中国学校发展更有创造力的教学方法。她计划前往牛津攻读教育硕士，主攻儿童发展。
拿到罗德奖学金之后，侯逸凡不再是一个把下棋当成职业的人了。她去了美国，在湾区的一家基金会实习。在牛津，她最终读了公共政策硕士，又去了联合国旗下的一个研究室实习，做AI和公共卫生体系的研究，和国际象棋毫无关系。
2019年从牛津毕业的时候，她差点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去做咨询，或者金融，一条更符合人们对名校精英期待的道路，像她的大多数同学那样，在大城市里挣一份体面的薪水。她在犹豫，既然自己的职业不再是棋手，是否要走得更远一些？
这时，国际棋联终于改革了女子世界冠军的赛制，放弃了每年一赛的机制。但侯逸凡已经离职业棋手的道路渐行渐远，她说，如果早两年改革，她或许会继续比下去。
深圳棋院院长刘适兰是棋坛老前辈，也是一位特级大师。刘适兰这些年在深圳发展国际象棋事业，她得知侯逸凡毕业之后，希望把她也带到深圳工作，于是向深圳大学引荐了侯逸凡。
这时侯逸凡发现，不需要跳出国际象棋，也可以走入其他领域。进入大学做老师，发展自己的擅长的国际象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侯逸凡今年只有28岁，但她似乎已经完成了许多次突围。小时候学国际象棋，走上职业棋手道路，是从传统的文化课教育里突围。后来选择保送北大，又是从运动员的体制中突围。再到后来，她希望从不合理的赛制中，甚至国际象棋这项运动中跳脱出来。如今，要突围的东西里，又多了些外界对名校毕业生的期待，以及作为顶尖女性棋手继续突破极限的“责任”。
但她没觉得自己在突破一些了不得的事情。对她来说，这些年做的选择，都是在“随心走”而已。
2018年进入“半退隐”状态之后，外界一直有声音为侯逸凡感到可惜。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一直下棋，去突破女子棋手的极限呢？
类似的说法，就像是外界赋予侯逸凡的某种神圣的使命，她在2012年选择入学北大时也听过不少，早已见怪不怪。她不把这些当成一种必须由自己完成的责任。
在2015年的“一席”演讲中，侯逸凡说自己最爱的棋子是小兵。在国际象棋的64个黑白格里，小兵是数量最多的棋子，每方各有8个。除了第一步，小兵每次只能前进一格，不能后退。
侯逸凡说，这就像人生一样，做了决定，就不能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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