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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初的一天，来自欧洲的学者 Alice 走在北京的街头上，她刚刚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住处。
一个男人看了她许久，然后上前搭话，问她，你是要在这个小区租房子吗？
Alice 紧张了起来，加快了脚步，她想着，我才刚回到中国，就被盯上了吗？他已经知道我要住在这里了吗？
这时她已经被另一家中介哄骗着签下了合同。中介见她是外国人，说给她特殊待遇，只有这套房子可以只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作为按金。这样的话，她如果需要提前退房，只需要损失一个月租金。但后来Alice 才知道，这就是中国租房市场的常规，并没有特殊的地方。
第二天，Alice 才回过神来，那个跟她搭话的男人可能只是另一个租房中介。
但当时，Alice 想不了那么多。她12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长住，脑海中出现的只有过去的几年中屡屡见诸报端的新闻：外媒记者被中国驱逐，外国学者被中国指控是间谍，外国学者被中国制裁。这些指控最终都会导向一个结果：涉事者再也不能进入中国，再也不能和中国境内的机构合作。
Alice 不想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访学和做田野调查的机会，所以对一切都格外谨慎。她是新冠疫情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外国学者之一，还不知道如何跟2023年的中国相处——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lice 今年30多岁，是个文化人类学家。12年前，她在中国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后来她回到欧洲找到教职，在学术界安顿下来。
这两年，Alice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下一个研究题目：中国的外国艺术品市场。要完成这个课题，她需要在中国进行大量访谈和实地探访。但她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能让自己在中国待上几个月，申请成为访问学者就是一个可能的路径。
一般来说，实地研究需要获得来自学术机构的伦理许可，以及研究对象的同意。对于 Alice 这样的欧洲学者来说，想去其他国家做调查，多数时候拿上护照，飞过去就是了。即使需要签证和当地机构协助，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要求也不复杂。如果想去访学，那些世界知名的高校一般也有明确的指引。
但当研究地点变成中国，事情就麻烦了起来。
2023年12月起，中国陆续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几个发达国家免签。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简化了签证的申请手续。但在此之前，中国签证几乎是全世界最难申请的之一。除了新加坡和日本，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中国。旅游签证需要详细的行程，最长可以停留60天。而学术交流的签证，一般需要中国的单位开具邀请函。就算是探亲签证，最多也只能停留半年。
Alice 很难指望内地高校主动邀请她去访学。她不是那种和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学者，也不是在中国学界响亮的名字。最接近的一次，不过是一所中外合办大学邀请她去讲座，但听众也就十几个。
在2023年，Alice 主动出击，给中国各大高校发了一封又一封邮件，想看看有没有人能接收她的访学申请，以此先拿到3个月的停留签证，再尝试续签。大多数邮件石沉大海，只有偶尔有一两所大学会礼节性地回复一句“抱歉”。她自己推断，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研究里有敏感的地方。
她不得不反复修改自己的研究大纲，隐去那些她认为的敏感词。比如，对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的审查就不要提了。中国通过引进外国作品来促进文化交流，那就多讲一些。对于Alice 和她的同僚们来说，中国的许多事情只能靠猜。比如，没有回复邮件的高校，是因为没有人查邮箱，还是有意忽略掉了？拒绝她的高校，是因为她的大纲有问题吗？还是单纯惧怕邀请外国学者的繁琐的步骤？最后，只有北京一所大学给了她一个半年的访学机会，Alice 非常好奇，发出邀请函的这所学校，有没有审查她的政治背景？
这些问题她得不到答案。但无论如何，在中国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一年之后，Alice 终于回到了北京。
我和Alice 约在北京东直门一家热气腾腾的咖啡馆里见面，她告诉我，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对再次进入这个国家充满顾虑。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在海外不断提升影响力，中国和西方的意识型态冲突浮出了水面。因为贸易战和科技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起伏不定。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无形限制。
就在这个当口，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爆发。随后，中国停止向绝大多数外国人发放签证，这又阻绝了一大批外国学者进入中国。2022年春天，上海封城两个月，导致大量外国人出走，让更多人对中国的生活心生恐惧。
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也在这三年中急剧下降。中国教育部曾公布，2018年有接近50万外国学生在中国留学，但在那之后再未公布过留学生数据。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1年，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公民人数从2018到2019学年的12000人减少到了只有382人。
在停止向外国人发放签证的三年里，中国也完善了涉外法律法系，几乎每一部新推出的或是修订的法律，都被认为会对学术研究产生潜在的影响。
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规定，对于被制裁的外国机构，国务院有权“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在同一年，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就被中国列入了制裁名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进一步扩大了“间谍行为”和“国家秘密”的法定范围，但定义依然模糊。2023年7月，国家安全部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面向公众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国安部门开始走向前台，主动宣传，营造了一种“全民抓间谍”的氛围。
这些法律就像美墨边境的围栏一样，把中国认为敏感的，触碰到国家利益的，不能被外界知晓的一些社会动态和关键数据围了起来。而中国对外态度的转变和民众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又加固了这道围栏。对于像 Alice 这样，来自海外的，希望描摹这个国家变化的外籍学者们，他们的研究工作变得像是偷渡一样小心翼翼。
“我们用中文还是英文聊呢？”我一坐下就问她。
英文吧，Alice 说，她担心中文已经无法准确表达她的意思了，也为了安全。
但是她十几年前就会说中文了，而且学得很快，在她还在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她是一个对中文感兴趣的学生，来中国学了一年语言，后来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奥运前的“黄金时代”，在这里学习、工作、恋爱，接着把研究这里当作自己的学术兴趣。 不过，自从2011年离开之后，她再也没回来做过长期的研究。
这次回来，Alice 一直焦虑两件事。
一个是人脸识别。她做访问学者的那所大学，进校需要开通人脸识别权限。但那些机器似乎不太容易处理外国人的脸，所以她等了两周才第一次进入校园，这个权限也需要经常更新。
第二个就是签证。尽管有了来自大学的邀请函，她的签证还是需要每三个月一续，她害怕签证官发现自己问了受访者敏感的问题，导致被拒签。
这不是无端的担心。她有一次和一位受访者聊得很开心，但此人第二天就警告自己的同事，说这个荷兰来的女人很危险，她问了我一些恶意的问题，大家不要接受她的访谈邀请。Alice 至今都不知道原因。
聊起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压低了声音，生怕谈话的细节被咖啡馆周围的人人听到。
太累了。Alice 说，她上一次在中国生活，不需要每天这么提心吊胆。
那是一个更开放的中国，对外国人显得不那么“谨慎”的中国。Alice，和许多与她同辈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拥抱过那个开放的年代。于是他们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的学术兴趣。但当他们完成所有的学术训练，踏入学术界，成为一名青年学者时，却发现曾经仰仗的一切都已经轰然变化了。
2006年，北京五道口还没有被戏称为宇宙中心，后来成为互联网创业者据点的华清嘉园小区的房价还不到一万元一平米，但骑着五颜六色自行车的外国留学生已经常在附近出没。
方圆三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五所高校，再远一些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北大的医学部。
当然，这其中还有吸引了众多留学生的北京语言大学。
《人民日报》2019年的一则报道说，“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北京语言大学已经为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20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
Alice 就是其中一员，她也是在那时建立起对中国的兴趣。她200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当年超过11万名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之一，也是当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6000多人之一。2006年，她又来学习了。
那时网购还没兴起，中关村还是中国电子产业的零售中心，Alice 经常跑去找人聊天。小老板们的脸上挂着春风得意的笑容，见到外国人时热情地拿手比划。
Welcome to Beijing! 大街小巷上，人们都练习着这句英文。
在 Alice 离开后不久，欧洲人 Hans 在2007年来到了中国，同样拿着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中文。
在本科母校，Hans 修习哲学。这所美国的大学要求他额外学习一门外语，他偶然选择了中文。
教中文的老师是个美国人。他爱吃中餐，还娶了个中国老婆。在课堂上，老师绘声绘色地描绘着中国的生活。老师的热情结结实实地感染了这些来自欧美的本科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多年之后，Hans 的同学里真的有人去中国做了外交官，还有人做了教中文诗歌的教授。
带着美国老师打下的中文基础，Hans 来到了北京，“突然就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了。”
下课后，周末时，Hans 会和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白领一起，在五道口的铁路旁边停下，等待火车开过。
有时，他离开和比利时人合租的小房子，经过正在建设的鸟巢，搭公交车去位于朝阳区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旁听一节哲学课。他也会和基督教教会认识的朋友们向北走，去北京体育大学附近的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英语。还有五道口西边新开的地下音乐据点 D-22 酒吧，在那里他可以见到最先锋的中国独立摇滚乐队，也可以认识其他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里面或许有刚从天津赶来的 Casper。他来自欧洲，当时是一名中文专业的本科生，也拿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奖学金，到天津学习汉语。
那是北京奥运会之前的的中国，本科生 Alice、Hans、Casper 们，拿着中国政府慷慨的奖学金来中国学习中文。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学术兴趣，只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国家，但已经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开放的氛围。
差不多同一时间，也有一些早已崭露头角的在中国研究学者，在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上进行在地研究。
莱顿大学的彭轲教授（Frank Pieke）就是其中一位。
彭轲是个常常戴着无框眼镜的高大男人。2004年到2008年间，他在云南省委党校和几个地方党校进行田野调查，还走访了中央党校、北京市委党校和一些提供干部培训的大学。基于这些调研，他写成《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一书，解读党校如何培训共产党干部，审视中国的国家治理策略。直到现在，《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是海外唯一一本基于对中国党校系统实证研究的专著，帮助海外学界理解中国的干部培训系统。
在彭轲周游中国做调查的同一时间，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数量正在逐年上升。2003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项行动计划，希望能克服非典疫情的影响，扩大外国留学生的规模。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从2003年的7万多人一路上升到了2019年的接近50万人。随后的数据，外界再无从知晓。
包括 Alice、Hans、Casper 在内的一代更年轻的学者，都看到了彭轲们所做的研究。当选择进入学术界时，他们结合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学界内崭新的研究成果，最终决定了中国研究这个领域。
从美国的本科毕业之后，Hans 重返中国，在南方一所大学里又学习了一年中文。他此后回国读完中国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现在，他说，中国已经是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了。
而 Alice 和 Casper，也找到了各自的研究主题，成为了中国研究学界的年轻血液。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铁幕”缓缓升起，外国学者获批进入中国做研究。7名美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是先行者，随后三年里，更多国家的学者也来了。
他们兴奋又紧张。在那之前的三十年里，研究中国大陆像是隔岸观火，他们的研究地点只能在台湾或者香港。
现在，这个神秘的大国终于警惕地打开大门，研究者们源源不断地挤了进来。
后来成为了中国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彭轲，那时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当时关注的是，普通人如何被突如其来的改革影响。
彭轲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他先去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接着又去了北大念书。
虽然他可以在北大的教室听课，可以去参加社会学家的有趣的讲座，但他仍感到和外部世界隔绝。即使在同一间教室里，下课之后，他和同学们也难说有交集。
这种对外国人的管理，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方式”。在视频通话那头，彭轲说。
在“共产主义”中国和世界隔绝的三十年里，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
顾名思义，这是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是众多区域研究学科中的一员。它聚焦在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涵盖范围很广。换句话说，中国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几乎同个时间，“开眼看世界”的风潮从中国的大学里发展、蔓延出去。中国学者们开始摒弃“外国人不懂中国”的刻板印象，从新鲜翻译的外国学术著作中汲取新的视角和学术规范。
“中国研究”这个词在这时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80年代末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丛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套书叫“海外中国研究”。
丛书中最早出版的专著，正是来自那些在中共建政之后的二三十年里成长起来的外国学者。这些早期的书籍多聚焦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就是1949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就和一门更早出现的学科“汉学”的领域混淆在了一起，但中国研究和汉学并不能划上等号。
汉学研究的是汉语言、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等，和中国研究的领域并不完全重合。但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往往离不开追溯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两者常有交叠。一些中文媒体至今也常常误称一些知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为“汉学家”。
但回到80年代，刚刚进入中国的学者们，哪些是汉学家，哪些是中国研究者？这个分野其实并不清楚。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只能先虎头虎脑地进来，看看能得到些什么。
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收录外国学者相关论文的书籍《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提到，1981年，一位在中国农村做调查的美国研究生和当局起了冲突，随后中国决定延缓所有由外国人操作的长期田野调查。
但短期的调查仍然被容许。从那时开始，中国各级政府就垄断了这方面的话语权，究竟哪些信息是外国人可以接触和了解的，始终都没有清晰的界定。
就在外国学者和中国政府好奇又谨慎的互相打量之中，中国研究的学科框架慢慢建立了起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1949年之后的真实面貌，对外部世界来说曾经是一块缺失的拼图，就这样被填补上了。随后，中国研究的课题开始深入社会肌理，越来越细化。
彭轲当时来到中国时，怀揣的的问题是：“这个奇怪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什么？”
他带着这些问题多次往返中国，一直到1989年，六四前夕。
32岁的彭轲又去了北大访学。他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广场遛达，全程目睹了运动如何从悼念胡耀邦而起，逐渐转变成全国性的抗议和学生与政府的对峙。
彭轲说，六四事件对中国研究这门学科本身产生的影响有限，但对于他，还有那些为数不多的同辈学者来说，六四就像是一根刺。
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研究这门学科的窘境。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分支。而区域研究是冷战之后在美国学界发展起来的，带有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为的是让美国在战后更好地应对来自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并更好地了解远东、中东和非洲等地区。
但随着学科的发展，中国研究早已经脱离了冷战的语境，研究对象也并不都是敏感话题。真正进入学界任教、做研究的中国研究毕业生，只是这一庞大的社群中的少数。许多学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毕业后方便和中国做生意。
但当代历史和政策是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冲击官方叙事，也无法受到中国政府严苛的学术审查的规限。学者们自然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们的取态不可能完全跟跟着中国政府的指挥棒走。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红线”始终模糊，似乎也无远弗届。于是，冲突就出现了。
这些零星的冲突，是不同社会制度和学术文化碰撞之后的必然结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趋势，那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中国会越来越开放。但接受端传媒的采访的学者们说，这十年来，这样的趋势恐怕正在逆转。
如今，Hans 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找了一份与学术无关的驻华工作。
经历过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宽松氛围，他明白在地观察中国是多么重要和迫切。这不是一个外国人类学者可以轻易走进党校做研究的时代了，现在的关键词是“脱钩”。但越是这样的年头，在地的观察就越是一种稀缺品。
五道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天鸣笛经过的火车消失了，铁轨被埋在了新修的景观公园里，这里变成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商业区十字路口。从华清嘉园里生长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现在变成中国几家互联网巨头，用短视频、外卖、打车等线上服务颠覆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附近的留学生明显变少了。那个聚集过许多留学生和乐队的 D-22 酒吧，2012年改了名字，2015年则彻底停业。
现在 Hans 恐怕也很难再去一所大学旁听哲学课了。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的许多大学纷纷关闭了校门，不再对社会人员开放，师生也需要像 Alice 那样刷脸进校。
Hans 曾经教过英语的打工子弟学校，在2011年迎来了一波关停潮。2017年底，北京大兴的一场大火诱发了驱逐“低端人口”的运动，居住在北京的打工者越来越少了。
就连北京语言大学也经历了变化。2021年，哈佛大学把原先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开设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哈佛北京书院”搬到了台北。项目负责人称原因是北京语言大学“缺乏友善态度、处处刁难，特别是在取得教室及宿舍等问题上，面临许多沟通上的困难”。尽管北语否认哈佛的说法，但这个重要的中文暑期学校已经更名为“哈佛台北书院”，在台湾大学落地生根了。
现在，对于研究中国的学生学者们来说，要衡量的因素也多了起来——如果希望以后多和中国打交道，那么赞助者会否被中国当局认为是“敌对势力”，就需要额外考虑。
Hans 觉得，“政治的变化其实一直都在”，但过去几年里的剧烈变动，“让很多议题都混在了一起”。
这些关于当代中国的议题，比如中国的社会控制、民族宗教和人权，有一些属于学术范畴，有一些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还有一些会成为西方国家制定中国政策的参考。但如今，这些内容都被打包进了一起，成为了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互相投掷的弹药。
这种混杂，对于这些了解中国的学者、学生来说，最后演变成了深深的疑虑——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再去研究。
“对于一些学者们来说，一个下意识的变化是，能去也不想去了，因为不确定有没有风险。”Hans 在视频那头说出了他的观察。
接受端传媒采访的学者们，都无法确切说出，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但是他们能确定，是一件件累积起来的小事，把他们和这个国家越拉越远。
2018年12月，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美国指控华为香港子公司星通（Skycom）与伊朗的业务往来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规定，因此请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
这起事件引发了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持续接近四年的外交纠纷，也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波波民族主义的浪潮。
就在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的要求逮捕孟晚舟之后不到一周，中国当局抓捕了加拿大人 Michael Kovrig（康明凯）和 Michael Spavor，并指控他们是间谍。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报复加拿大。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 Hans，以及许多和他背景相似的中国研究者和观察者。他们供职于学术机构，咨询公司，媒体，也可能是外交官，或多或少在中国生活过。
用 Hans 的话说，“两个 Michael”都是他们的身边人。
2020年，新闻头条变成了澳大利亚公民成蕾。她后来被指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在中国监狱里服刑三年，2023年10月终于被释放，回到了澳大利亚。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让 Hans 们意识到，外籍身份也不是一道平安符。
驻华记者圈子里，那些做出重要的调查报道的记者，会被整个圈子敬重。但这些人往往因为这样的重磅调查，比如对新疆的报道，而和中国渐行渐远。
而中国研究学者，如果能够进入体制内做访谈，或者有内部视角的洞见，也会被人称赞。但这些看的往往是时运。
彭轲当年得以进入神秘的党校系统，是因为他90年代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时的一位联络人，后来成为了云南一名“重要的省干部”。这位领导曾经在云南省委党校上课，认识了那里的许多老师。在他的安排下，彭轲和云南省委党校的教授段尔煜建立了联系，后者几乎答应了彭轲所有的要求，包括住在学校，采访学生、老师和管理人员。
段尔煜同时还是云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云南党校系统中也有广泛的人脉。通过段尔煜，彭轲深入到了地市党校之中，积累了更多观察。在当时，这被当作了改善党校的国际形象和知名度的机会。
而现在，即使学者有人脉，这种经验恐怕也再难复制了。
Hans 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的移民政策，某个中央政府部门是这一话题极其重要的研究场所。他花了很久把该部门所有的公开文件都看了一遍，也了解了各方面持份者的意见。
但他自始至终都清楚，最关键的这个研究场所，他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以做研究的名义接触到的，因为那里隶属中国的公安系统。
他唯一能接近的路径，是偶尔到这个“现场”去：站在马路上，看看部委办公的大楼有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多了新的牌子。最后再躲开保安，远远地拍一张照片。
即使这样，他还是会担心，门外的摄像头会不会记录下一个躲躲闪闪的外国人，最后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他。
“我也尽力了，但只能做这么多了。”Hans 说。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断裂已经昭然若揭。但此前几年，如今在欧洲一所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担任助理教授的 Casper， 就已经感受到了氛围的变化。
2016年，Casper 在中国做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适逢国家安全宣传日，一些官方媒体发布了一幅漫画，流传很广。
在漫画里，外国男子大卫（David）在聚会上遇到了在外宣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小李，对她一见钟情。大卫在和小李交往之后，“诱惑”她交出了国家机密，自己却消失不见。小李直到被警方上门，才知道原来大卫是个外国间谍。
这幅漫画有个名字，叫《危险的爱情》。
Casper 记得，在这个漫画流传的那段时间，他在做田野时也有人问他“你是间谍吗？”他分不清楚，这些问题有多少是玩笑，有多少不是。
Casper 的田野调查题目如今看来也颇为敏感——农民工的抗议和罢工，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在大学时就埋下了。在天津学习的那段时间，这座城市正在为协办北京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做准备。新的体育场、地铁、高速公路、博物馆和航站楼，大批建筑在这两座北方城市拔地而起。Casper 常常溜达到这些工地里，和工人聊天。餐厅的服务员也热情地陪他练习中文。
Casper 回忆，和外界印象不同的是，2015年左右，小范围的罢工和工人运动并不少见。但如今，三年多没到中国了，判断真实的情况有变得困难起来。
事后回想，一些线索似乎也是从那时起变得清晰起来。Casper 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碰上了女权五姐妹事件，随后是非政府组织面临的全面打压，以及对维权律师的清肃。
Casper 带着丰硕的田野成果回到学校，完成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并顺利谋得教职。但那已经是2021年了，中国的大门因为新冠疫情关上了，中国研究这一学科，也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
2019年，彭轲作为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任总裁，曾有过一次短暂的中国之旅。在北京，他见到了刚接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的吴恳。
彭轲说，德语专业毕业的吴恳，用德语指责墨卡托“反华”，说他们在对中国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还说如果继续下去，墨卡托将会变成“中国的敌人”。
那是彭轲最后一次去中国。2021年，中国制裁了“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为的是反击欧盟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对新疆官员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制裁。这其中就有两位学者，以及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一个国家需要让外部世界准确地认识自己。一个太过神秘而陌生的国家，只会让外国投资者和游客都敬而远之，难以与世界产生有价值的互动。
中国政府显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正在更主动地塑造中国在学界的形象。
在官方语境中，汉学和中国研究的领域被涵盖了一个词汇：“中国学”。它带有更多的官方色彩，更多是为了给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背书。
中宣部2023年主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就是一个写照。习近平给论坛的贺信里写到：“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
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国学者们看到、推广的中国形象，和这个国家这些年真实的变化或许并不相符。
学术的风向标始终随着社会氛围转动。这些年来，中国研究者的观察重点发生了倾斜，正正折射出了最新的时代氛围。
中国研究核心期刊 China Quarterly 主编 Tim Pringle 在BBC中文网2022年的访谈中，提到过去十年里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最近几年里，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是高频词。
端传媒分析了 China Quarterly 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发现香港、新疆、西藏、审查、民族、女权主义，的确在过去五年里反复出现。而精英政治、中美关系、地方政府、威权主义、非正式制度、一带一路，则是近十年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
这些研究主题的大背景，正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愈发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将外界对其海外投资、社会控制和人权争议的指控，都视为偏见和对中国崛起的阻挠。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在标题耸动的短视频和外交部的战狼发言中缓慢滋长。
审查升级、社会氛围变化、涉外法律修订还有新冠突然爆发，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把大多数外国学者们挡在了国门之外。
彭轲的判断是，“中国的大门正在重新关闭。在中国进行真正的田野调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
这又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研究者不需要亲身进入中国，通过收集数据或是线上访谈，完成调研工作。或者，学者研究的主题本身就是中国在海外的影响。
但新趋势也产生了新后果。
彭轲说，现在能对西方国家的中国政策产生影响的智库报告，往往是由“对中国毫无兴趣的人”书写的。这些“中国专家”很难亲身到中国去，离真实的公共讨论也很远。这也造成报告往往是在重复之前舆论对于中国的偏见和固有的观念。
“所有人都说中国很邪恶，但他们有人真的知道中国内部在发生什么吗？”彭轲发出了疑问。
在2022年的采访中，China Quarterly 主编 Tim Pringle 说，“在中国以外，研究机构要确保中国的威权主义不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和机构。在一些国家，这种偏执的恐惧已经被用作恐华的借口。”
彭轲对学科的现状感到失望。但他说，无论如何，中国研究都会在缺少对中国实地研究的情况下，继续发展。
而 Casper 告诉我，经过疫情的三年封控，一些研究者突然发现不需要实地到中国去也可以完成研究、发表论文，于是就对去中国做研究兴趣寥寥了。
更多时候，外国学者只能仰仗人在中国的合作者，甚至直接使用合作者的数据。可身在大陆的中国学者，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海外的外国人。后者只是没办法再回到中国，前者却真的可能因为研究本身坐牢。
更让彭轲难过的是，会中文这件事，在现在的中国研究者中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因为在中国的在地田野调查变少了，研究者们即使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也很难有用武之地。而且，翻译软件快速发展，阅读中文的能力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彭轲大概做过上千次的中文访谈，他用中文开讲座，也可以和路上见到的普通人自如地交谈。
但在我们的采访中，彭轲选择了英文。
“我现在跟你说英语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我以前完全可以用中文接受采访，但现在不可以了，因为我五六年没说过中文了。”
Casper 或许会对彭轲的观察有深刻的共鸣。
欧洲学界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他无法认同的观点：和中国学者做研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而正在抓间谍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多个西方国家过去几年里都公开过据称是中国间谍的案件。
2023年，美国逮捕了两名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的华裔海军水兵。2022年，英国军情五处说律师李贞驹（Christine Ching Kui Lee）长期为中国政府工作，试图渗透英国政界。类似的新闻不一而足。
两边都在抓间谍，Casper 觉得这已经影响到了学术自由。但他觉得学界一定不能循着一套既定的叙事，将中国社会看成铁板一块。
“在这么一个糟糕的阶段，我很难去提出一些具体的批评，尤其是很难避免你的批评被一些右翼的混球当成某些象征。”Casper 不无惋惜地说。
Hans 回到了中国。根据他自己的衡量，那种随时降落的风险，还没有积累到让令他回不去的地步。
这件事描述起来有些黑色幽默。Hans 说自己没有做出过最有价值的研究，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让他仍然可以回到中国。
Casper 还在犹豫。他和中国合作者相处愉快，但苦于拿不到官方的数据。他可以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找到访谈对象，通过视频做线上研究。他强调了很多次，那些不敏感的课题，还是可以做下去的。
于是在访谈里，我开玩笑地说，你已经是个中国人了——所谓的带着镣铐跳舞，或者在禁区之外找选题，中国记者们再熟悉不过了。
在采访中，Alice、Hans、Casper 不约而同地要求化名，并且希望看一看他们被引用的部分。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这些年来，稍微熟悉中国舆论环境的人，公开发言都会十分谨慎。作为一名记者，需要担心个人观点被人恶意解读，扣上帽子，也要时刻留意着，稿件是否会给受访者带来麻烦。
有时候，涉及到敏感话题的报道，受访者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会带来后果，但他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
从新闻专业操作上讲，给受访者看稿是一项大忌。但在当下的中国，保护自己、保护受访者，才能继续生存。于是，在议题敏感、被明确要求的时候，给受访者看他们被引用的话和观点，变成了折中的选项。
Casper 也明白这一点。在他的研究中，保护说话的人，和对方明确解释研究课题并确保通讯安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伦理。
Hans 也理解我们双方的顾虑，他说，一篇很好的报道是一回事，但为了这个报道可能会牺牲一些人的安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已经是个中国人了”，我也“认证”了 Hans 的身份。
不过，“老牌中国人”彭轲却从来没有提到化名和看引语的事。
“我老了，”彭轲说。
他66岁了，不打算回中国了。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需要他回到这片土地了。
现在，他的重点放在关于当代中国的更宏观的东西。他想跟上中国的变化，了解外部世界该怎么跟中国相处，但这也越来越难了。他不觉得自己已经上了某种黑名单，只是这些年的变化让他担心，一旦中荷关系或者中欧关系出现变化，他又刚好人在中国，那么就可能成为那个代罪羔羊。
彭轲不愿意承受这种风险，“只要他们还在随便把人们放进监狱，我就不想再去。”
（Alice，Hans，Casper均为化名。应受访者要求，他们的部分个人信息进行了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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