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四则笔记。
不管是不是拥挤的时段，北角站的所有人都皱着眉头。西装革履或是妆容精致的上班族，接孩子上放学的老人和菲佣，还有低头滑着手机的其他人。换乘站的基调似乎本该是这样，大家都要赶时间，理所应当。偶尔看到一个背着吉他、戴着耳机的学生摇着头慢悠悠地走着，都会觉得格格不入。
尤其是将军澳线列车到达，港岛线列车还没驶进站台的时候，人们从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中鱼贯而出，穿过橙色墙面的通道，快步走向对面空空荡荡的站台。通道的墙面是弯曲的，走在里面，像是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视着。弧度意味着没有死角，人被狠狠攫住。
我这两天置身于这样的场景，总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昨天看到一位左手臂上挂着长柄雨伞，右手拎着公文包的男士冲在最前，突然觉得下一秒他就会变成会咬人的丧尸，冲上对面的釜山号列车；或者化身异鬼，直犯前方的绝境长城。
也不是没来由的就想到丧尸。主要是最近看了两部韩剧，《李尸朝鲜》（还有一种译法是直译的《王朝》，不过我更喜欢台湾译名）和《天空之城》。前一部讲政治制度对人的异化和实体意义上的丧尸。后一部讲教育制度对人的异化和非实体意义上的丧尸。
让人有点害怕的是，在东亚社会，即使做一个丧尸也得用跑的。
这周我离开了北京，带着一封来自伦敦的人类学研究生offer，暂时回到了香港。
在北京的日子不能算顺利，很多时间都消磨在不适感之中。刚入职的两个月一直在摸索边界和调性，接着又开始适应工作和写作的模式，不久就决定离开了。很遗憾，没能拿得出真正满意的作品，也辜负了不少善意和期许。
依然有很多疑问在。有限的空间下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书写的选题，公共性和故事性又该如何取舍，都值得太多思考和讨论。
北京的经历还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在一些记录者身上，为何感受不到对现状的不安？某些选题中，为何可以在最重要事实无法言说的情况下，执着于细枝末节的技巧？一些记录者对当下的认知，又为何变得傲慢和狭隘？
这些问题，和「新时代」公权力的运行逻辑一样让我费解。
《明报周刊》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难为记者》，主笔记者请了不同年龄的几位前记者和一位新闻系学生，谈了谈在香港做记者的二三事。
有受访者十几年前坚持从加拿大回流返港做记者，后来因为生病，不得不告别前线记者的工作，回到大学教新闻写作，间或拾起老本行，给不同媒体当特约记者。她其实是我的老师Vivian。另一位受访者，做了几十年前线记者，坚持着老手艺，不久前刚刚荣休。还有一位年轻人，是大三的新闻系学生，受伞运启蒙，坚持做记者，要为社会公义发声。
记者采访记者，讲自己行业的艰难，自然会让众多从业者感同身受。但在行业之外，这种困境是否能与更多读者产生足够的情感连结？
新闻业的困境重要吗？当然重要。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新闻业的兴衰都关乎社会的走向。可问题是，在香港的语境中，当我们追问造成新闻业困境的原因时，必须分清楚，哪些是干预和打压，又有哪些是每个行业都会遇到的、并不新鲜的发展规律。审查加剧、报馆跪低是前者，严肃新闻遇冷、碎片新闻横行是后者。而现实是，面对无法避免的发展规律，大多数香港媒体并不足够清醒与进取。
今晚，挤在一间狭窄的咖啡馆里听黄耀明的文化沙龙。题目化用了《今夜星光灿烂》的歌词，取为「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明哥讲过去，三十年前、五年前。讲出柜、被封杀和社会参与。谈音乐，也聊社运。听众在逼仄的空间里发问，多关乎未来。父亲问，下一代怎么办？年轻人问，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广东人问，广东话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这些现实的焦虑，没有谁能提供解药，明哥也没有。他只是淡淡地给人们打气，看起来真诚且坚定。可他真的有信心吗？或许已经不重要。
明哥说他正在整理粤语流行曲的历史，于是翻唱了很多旧时词曲作者的歌曲。他下一个想要翻唱的，是一位叫王福龄的作曲家。我搜了王福龄的作品，发现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就是他创作的。
想起快要离开北京时，我曾在微博上说：在这里遇到了很多还在认真做事的人，他们正面捍卫着自己的生活，冬天还很久，想对他们每个人都说一句「今宵多珍重」。在这个碎碎念的夜晚，也对更多正在捍卫着自己生活的人道一声吧。今宵多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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